来源：西安晚报

■（英）罗宾·吉尔班克 胡宗锋 译

    有一段时间，朋友们都说我是“宅男”，笑话我冬天不愿离开陕西到暖和的南方，也不愿去特区城市工作。“是啊，到深圳教书，薪水是我现在的两倍，甚至是三倍，但还能有什么呢？”通常我会说，“那个城市和我一样大，只有三十岁。揭去地上的水泥，除了能找到一些鱼骨和筷子以外还能有什么呢？”事实也许在于作为一个英国人，身处日新月异但却具有浓郁历史痕迹的环境让我觉得舒适。

    我的文章都围绕着西安及其附近的地方说事，既说一个地方无形的文化遗产，也讲眼下主流媒体忽视的话题。要是被认为是一个老外描述的中国人生活，那就有点“跟背集”（陕西话喻过时了），无新意。我写这些只是好奇而已。

    这里，我要说一说关中方言，得是开头有点怪，因为这些年来，很多外国留学生和学语言的人都蜂拥到西安的大学来学普通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普通话可以，对当地的方言一句也不懂。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加拿大同事在西安待了两年，总是对来看他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彬彬有礼的”人。我总会一笑了之，因为每次我出门买东西或是去公园散步，经常会听到有人口出诸如“瓜怂”和“瓷麻二愣”等粗言。

    在这里待了五年后，我越来越觉得要是不懂陕西话，就很难理解这个地方从古到今的文化。我估计这是全世界所有文明的共同特色，只不过是有些方言比另外一些信息量大，用的人多罢了。

    我在英国北部的农村长大，上学学的是标准英语，但我家里的老年人都说的是东约克郡的方言。

    直到离开家乡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对老家的语言遗产有了兴趣，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大学在威尔士，而这里的人有一半日常生活中讲的是难懂的威尔士方言。我又一次成了局外人，比以前感受更深，这唤起了我对方言的兴趣。方言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不仅是社会交往的工具，也像人身上的脐带一样显示我们的出身。

    陕西的方言历史悠久，让人感慨。两个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人见面会互称“乡党”，意思是说他们是同一个村或同一个镇的人。他们很亲切地称自己的妻子为“屋里头的”，“里”就是说她的活动范围在家里面。这有点像英国俚语中的“家内”（her indoors）。

    陕西方言中表示赞赏的话很有味，那就是“嫽”，意思是特别好。从美学上看，这个字是由漂亮的横竖和撇捺构成的。看着书本上的这个字，我不禁想，中国的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个字时，肯定会和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第一次在母亲介绍的识字本上见到圆嘟嘟的罗马字母一样激动。“嫽”这个字的确有年头，西汉学者扬雄说“嫽”就是好的意思，而《诗经·陈风·月出》中就有“佼人嫽兮”，即美人多漂亮啊！如果说很好，就会说“嫽扎咧”。

    陕西方言的咒语和骂人话也很有特色。和其他地方的话一样，这类话有稍带颜色的，也有狠话。最常见的一个字是“二”，要是一个人很鲁莽，做事不计后果就会被人叫作“二杆子”。说一个人反应慢，迟钝就是“瓷麻二愣”，很像英语中说人笨时的“as thick as two short planks” （二板子）。说一个人啥事也干不了就叫“烂杆货”，字面的意思是“朽木杆子”。

    在日常生活中，陕西人爱用“禳”来开玩笑。而“瓜”这个词，虽然是玩笑话，但不一定都是贬义，孩子不聪明，不论男女都叫“瓜娃”，女娃有时则被称为是“瓜女子”。当然与“瓜”有关，更难听的话很多，每天在西安的街道都有耳闻。这个词的宽泛足以让关中的学者和作家写文章来探讨，就像鲁迅曾经写过《论他妈的》一样（“他妈”是普通话中常见的粗语）。要是中国有国骂，陕西当然也应该有陕骂了。

    陕西方言现在已变得好理解了，对于并非西安土生土长的外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融入陕西方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西安话》，是由在西安北郊长大的作家和广播员伍永尚编著的，这本450页的陕西方言历史指南附有词条部分，用普通话将上千陕西方言和习语做了注解。更新潮的人可以看由胡婕和王思琪主编，唐娜英译、饶涛日译，西安出版社出版的《摇滚陕西话》，此书的每一页讲一个或一句陕西话，并附有生动的、实用的例句，这本书不大，便于携带。

    我学陕西方言的机会，主要是从我在城墙旁边的住处到我工作的郭杜来回上班，通常是在挤满了人的公交车上。以前为了学新词，我都是仔细看车上的广告。《摇滚陕西话》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在众人的脚步声中，在汽车的刹车声中，自动报站系统会机械地喊“到了”，我的这种公开的学习似乎一开始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怪。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挤上了一辆特拥挤的311路公交车，我的下巴懒洋洋地垂着，所以我的黑礼帽遮住了好多人疲惫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我是睡着了。不久，我注意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中年人和他的两个女同伴，手抓着栏杆在谝话。“又是那个戴帽子的老外”，一个对他的同伴说，“他常坐这车，你知道我前天看到啥了？他手里拿的那本书被翻译成了普通话、英语和日语”，那人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着，“现在老外咋对这感兴趣哩？”

    被人认出来不是坏事，实际上，这反而鼓励我更加明显地携带印有陕西方言的东西。每一天，我都会提印有不同字的“结识西安”购物袋，一天提的是“肉夹馍”引来许多人友好的笑声，另一天提的是“羊肉泡”，再过一天提的是“克里马擦”，大多数人一看到上面的字就大声地念。到以后这笑话就淡了，当我提着“谝含传”时，几个陌生人就凑过来对我说中间的那个字印错了。要是手里有笔，我肯定这些人很乐意改错的。

    我也“禳”服务生，他们也乐意看我从口袋掏给他的是“陕西愣娃”“胡然”或“哈怂”。有一个服务生我们叫他小杰，每次见到我就要“牌子”或“大礼物”。没有多久，他就从我这儿得到了十几个徽章。我一直纳闷他为什么要这些，他一定是为了“扎势”。当他扬着梳得溜光的鸡冠发，穿着绷得紧紧的赝品牛仔裤在酒吧里趾高气扬地荡来荡去时，他肯定是用这些新鲜玩意在吸引别人来挑战他。我的这些东西也许成了他获得廉价快感的催化剂。

    另外一个学习陕西话的好地方是西北大学老区里的商店，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每天都可以在不经意间听到旁人的闲聊。一天晚上，我排队付款，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胖女人，要是在欧洲，她会被认为是鲁本斯风格的女人，其画笔下的女性大都很丰满。（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画作中的女性通常身材迷人，高大丰腴，此类身材的女人有时被称为是鲁本斯风格的女人——译者注）她手里拿的东西我刚开始没有看清楚，她把一个硬纸盒嘎啦嘎啦地放在柜台上说：“我的钩子多少钱？” （在关中方言中“尻子”指屁股——译者注）。我一下子给笑了，惹得我后面排队的顾客也给笑了。等那女人转过身来不高兴地看我时，我才发现她买的是后面有胶板，可以粘在墙上的塑料挂钩。

    几天后，同样有趣的一幕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我是在沿太白北路开的一辆中巴上，司机忽然一个急刹车，跳下车，朝附近市场旁边的一个公厕跑了过去，好像要吐的样子。车上的乘客都很不安，似乎在想要不要换乘。正在这时，车上的女售票员在座位上转过来说“腾尻子”（关中方言指解大手）。车上的一位女士听到这粗俗的话鼻子哼了一下，其他的人不是没听懂就是装作没有听懂。我却哈哈大笑了。

    这类轶事不胜枚举。叫我“宅男”的朋友说我应当多出去走走，学“正宗的汉语”。最近，我商洛的一个朋友靠在我的沙发上，看周五浙江卫视的一个约会节目，一位打扮得体的美国小伙昂首阔步走上了台，他用一把半开的折扇拍着场上一些女孩子的屁股，开始了调情。我的朋友说：“你看，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喜欢他的。你要是不学那些烂方言，你也可以这样啊！”令人扫兴的是，这个小伙空手下场了，节目主持人关心地告诉他回去查一查自己的智商，看看在家里看节目的人对他有没有兴趣。

    我没有和朋友争辩，走过去在影碟机里放最新的电影《白鹿原》。我的朋友觉得没意思，虽然他是陕西当地人，但却不懂好多关中方言。从电影一开始村民们喊“乡党，乡党”，到政局发生变化后喊“乡党，革命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认同感。尽管如此，我同时也觉察到了在中国和在英国讲方言微妙的情感差异。在英国的老家，多少年来，乡村也许比其他地方更受宗教的影响，粗话和骂人话，特别是在女人、儿童和老人在场时特别顾忌。而观看《白鹿原》，似乎不到一会儿，就会有人在麦田里不高兴地爆粗口。

    这种粗口萦绕在我的脑海，也让我烦。难道在中国讲方言意味着一定要爆粗口吗？我这个“宅男”是不是也会像收垃圾的人那样说话？我暗中观察过陈忠实，以前我们已见过面，那是在2012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我们两个人都认识的一个孩子的婚礼上。我在想是否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我当时差点走过去说：“陈老师，有件事我有点不理解。剧本里有那么多的‘锤子’，却怎么没有五金店的影子？”（“锤子”关中方言指男性生殖器——译者注）欣慰的是一直没有机会，我只是对这位年长的作家笑了笑。给新郎和新娘了一个带有祝贺新婚的“瓜娃”和“瓜女子”的贴纸。燃起意想不到的知识火花，又莫名其妙地将其掐灭似乎不失为上策。

    作者简介：罗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North Yorkshire），英语文学博士，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英文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2012年）（《The Prettiest Liar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