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陈忠实老师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好在乡下。由于信息不灵的原因，悲哀中不知道丧事是如何安排。正准备返回西安时，接到省译协马珂老师的电话，告知陈老师治丧活动日程，询问我是否知悉。在知道吊唁已剩最后一天、五月五日即行火化的安排后，便在五月四日火速赶返西安。

    下了公交车，立即换乘出租车前往建国路省作协大院。一路上心情沉重，连司机的搭讪也顾不上应付。中国作家名人辈出，陕西作家亦层出不穷，陈老师是我有生以来真正结识并保持交往的唯一作家，而牵线搭桥的便是他那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

    一九九三年十月，尚处军旅的我正在北京空军指挥学院进修。一日，在去羊坊店的路上，猛然瞟见路边书摊上摆放名为《白鹿原》的一本书，这书名与我故乡所在的地方竟一字不差。于是转身返回，蹲下身来，随手翻看。在确信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家乡白鹿原上时，便急切地掏钱买了一本。

    返回学校后顾不上吃饭，就从封面、扉页开始读起。封面上那位抱着木棍的佝偻老人，穿着陕西关中乡间传统的粗布对襟棉袄，深沉而迟滞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他的装束和神情传递着强烈的地域信息，在书名之外再度激起我的情感。扉页上有作者介绍，这时才注意到作者姓名：陈忠实。

    作者以白鹿原大户人家白嘉轩的身世，确切说是从白嘉轩娶妻经历开卷，渐次拉开小说的序幕，给人以神奇幽密的感觉，引人节节入胜，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后来感觉这是一个人初次接触一部描写身边故事的作品时容易出现的激情。就因为这一激情，我曾连续三天无心上课。由于急切的原因，先将书一目十行地看了两遍，随之才转入细读。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和传说、方言逐一琢磨，并将作者所写与我的所闻所见有出入的地方标注出来。为了准确起见，还几次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只可惜军校图书馆对地方志类书籍收藏甚少，往往抱憾而归。同学们见我几天来不认真上课，知道在痴读《白鹿原》。有的也买回书来翻看，似懂非懂中都来提问。当他们看到我的书上所作的密密麻麻的标记后，又借去传看。有的戏说这是《白鹿原》的注释本，建议我做《白鹿原》注，也有的开玩笑说：“这不是模仿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吗？！”就这第一版《白鹿原》的标注本，最后流落到同学们中间终未找回。

    转业后的一次机会，使我见到了久仰的陈忠实——陈老师。那是2002年冬季，我去人民剧院观看一场秦腔演出，陈老师应邀前来。他放着前排位置不坐，径直来到第三排，坐到了我的旁边。主办方再三请他到前排就座，他以怕声大为由，执意不肯。我得知身边就是陈忠实后，兴奋之余便有些拘谨，岂料他竟然主动和我拉起话来：

    “看戏不能离乐池太近”。

    “就是”。

    “再说，台子上一舞摆，尘土都杠起来了”

    “就是。但是您是大作家，理应前排就座”。

    “前头都是领导坐的”。

    “陈老师太谦虚了”。

    那天晚上，不善追星的我与陈老师并排看戏直到最后，竟然没说几句话，倒是前后不断有人前来握手打招呼。期间仅有的短暂问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好像他问我哪里人，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自己是蓝田原上人，曾经在新疆当兵，刚刚转业回来。我也问他《白鹿原》之后，还有什么大作，他幽默地回答我：“《白鹿原》可能是个独生子”。

    从此以后，因为我常以译协理事身份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在不同场合与陈老师见面，交谈逐渐多了起来。他已知道我是《白鹿原》的忠实读者，翻译协会学俄语的，工作单位是税务局等等。我也知道他家在与我的母校空军工程学院相邻的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早年是工分教师，后来调到灞桥区文化馆，再后来调到省作协从事专业写作。《白鹿原》酝酿很久，为掌握史料，曾经背着干粮在蓝田县翻阅县志。他也向我抱怨作协主席事太杂，会耽误他的正经事情。从那时起，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号码，逢年过节问个好。他有适合我参加的活动，大多会电话邀请，而我因为公务繁杂，则大多未能参加。

    2006年下半年，我的办公地点搬到了柏树林云龙大厦。而位于建国路的作协大院是我经常路过的地方，于是增加了和陈老师见面的机会。

    作协大院原是高桂滋的公馆，后来作家协会搬入其中。陈老师的办公室位于院内一栋多层楼上。一日登门拜访，陈老师热情招呼：“乡党来了！”因有客人在座，他示意我找个椅子坐下，并拿过纸杯要我自己倒水喝。于是我边喝水边看《延河》。

    客人走后陈老师移坐近前，寒暄后进入关于《白鹿原》的交谈。我讲了十几年前在北京初读《白鹿原》的故事，陈老师听得颇感兴趣，时而专注倾听，时而手止提问。当听到我三天未上课堂时，他说他上学时有时为了把借来的书尽早看完，也曾经撒谎逃课。语毕，我们竟同时哈哈大笑。

    接着，我们共同交流书中涉及到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如八月十五杀鞑子、二虎守城、渭华起义、交农事件，以及宋代四吕、清末牛才子，以至共产党人李权中、汪锋，甚至南山土匪岳耀堂，郑三友、郑四友等。陈老师对此自然有十分准确的把握，而且引经据典，令我十分敬佩。一席话下来，纠正了我原来的许多误听和误解，谈话也在下班前愉快结束。临走时陈老师要我下次来时带上那本加了评注的书，当我说明那本书当时已经传丢了时，陈老师深觉遗憾。这次交谈使我感到兴奋而满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使得我和陈老师的交往更深入了一层。

    深沉的回忆被汽车的刹车打断，原来作协大院到了。大门已为黑纱绻起，“沉痛悼念著名作家陈忠实同志”横挂门额。两边挽联上写着“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诚觅得原上鹿；实为楷模，实为经典，实绩赢得举世名”。踏进大门的一刻，我不禁鼻子发酸，随之眼眶开始湿润。多少次来到这里与他会面，不料今次为吊唁而来。不小的院子里已经摆满了花圈，人群熙攘。我径直走进吊唁大厅，静立注目，陈老师从镜框里探出头来，满脸堆笑地望着我，只是不见那句“乡党来了”的招呼。猛回神，身后又有来者，于是三鞠躬，退后。转身出走的一瞬间，久憋的眼泪夺眶而出。

    走下台阶，回头拍照被拦，无奈摄下远景。吊唁大厅两边是“一支巨笔，直书时序百年梦；千篇真文，尽抒乾坤万里心”的挽联。浏览院内，花圈中夹杂着陈老师的照片、画像；给陈老师的悼诗、颂词。一些条幅很长，从二楼垂到地面。签到处前，我提笔留言：“忠实于党，忠实人民，忠实生活，忠实职业”。

    虽然是最后一天，仍有不少文化单位、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前来吊唁。郊区何家营村鼓乐社一路吹奏而来，他们在大厅外面为逝者进行了最后的演出。某高校话剧《白鹿原》剧组全体学生整队在大厅外朗诵《白鹿乡约》。一名青年蹬三轮车而来，急匆匆进入大厅鞠躬致哀，言称是陈老师同乡晚辈。听说声名远扬的“老腔”班子下午将从华阴赶来，向陈老师作送别献演。

    走出大院坐上公交回到家里，我一直在继续着我的回忆和缅怀。

    那是2006年10月的一天，几个译协朋友议论起文学翻译的话题，谈到中国明清四大名著，谈到了文学名著如何走出国外，叹息中国现代文学成果始终局限在国内，以致于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谈话结论自然归结到文学翻译的缺失或无能。事后思索良久，觉得借助于自己的俄语特长，将自己心爱的文学著作《白鹿原》翻译给俄国人，岂不是一大快事，一大善事！几经考虑和考证，包括给在俄罗斯公私两干的熟人朋友打电话咨询出版发行的难度，均称可以帮忙。最后决定作一番尝试，于是打电话给陈老师，了解《白鹿原》外译情况。陈老师回答说有日文版、韩文版和法文版。听说前不久出现越文版，但陈老师不曾见到，若有，当属侵犯知识产权。我随后问道：“想把您的《白鹿原》译成俄文，不知是否同意？”陈老师用否定加否定的逻辑方式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没有一个作家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翻译出去！”

    陈老师的这些话令我鼓舞。一来证实《白鹿原》尚无合法的俄文版；二来已经征得作者口头同意，此事可做！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告诉陈老师，现时只是一个设想，等考虑成熟，再作进一步的打算，陈老师满口应允。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一设想报告给省译协秘书长马珂老师，马老师十分赞同，并将此事报告译协会长安危老师，安老师亦积极支持。一件名著外译的事情，万事未备，东风先起。

    随后我和另一位俄语理事黄正武分头物色译者。我们商定黄作总牵头，我来统稿，同时各自承担一部分翻译任务，并设想该书有三四人合译为宜，因此每人物色一人。我已确定颇具文学功底的老战友、现任空军工程大学文理学院俄语教授的何孟良参加进来，她也欣然应允。就在此时，我提议由安老师和马老师出面，与陈老师见面一起敲定此事，双方都积极响应。于是我联系了酒店，确定了时间。

    12月28日晚，译协会长安危、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珂、俄语委员会主任李文华、黄正武和我一同在申鹏酒店与陈老师如期会面。译协和作协同在文联旗下，但未想到安老师和陈老师却并不怎么熟悉，以致于见面后还要相互自我介绍一番。席间我们就合作方式、资金来源、任务分工等事项与陈老师交换意见。陈老师提议翻译工作一概由译协负责，封面、序言另行设计和拟写，外围联络他协助打理。在对《白鹿原》几个版本反复比较后，陈老师确定采用第四版，即获奖版本作为母本。而且郑重表态，在翻译环节不收版权费。安老师也表示今晚两家所议之事具有开创意义，假若《白鹿原》能推向国外，将为翻译协会今后工作开辟广阔前景。见面会商定这项工作由省译协马老师负责，黄正武、李文华和我具体实施，作协和陈老师从旁指导和协助。而且一致认为不要等靠，先动起来，边干边走，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大家最后斟满酒杯，碰杯为定。

    几日后，按照见面会的约定，黄正武我们便打鼓升堂地干了起来。马老师曾提到应该由陈老师给省译协翻译班子一个书面授权，陈老师认为不是问题，答应随后补上。战友何孟良在受邀之后曾有疑虑：“这样一本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的小说，是否能为俄罗斯人所接受？”诚然如此，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假若不受欢迎，发行量将受到直接影响。

    这一疑问使我不得不重新认真考虑。《白鹿原》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富蕴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陕西关中白鹿原上的故事。小说的时间跨度在半个世纪以上，人物和事件均有原型和史实可资佐证，除了主人公为虚构塑造外，书中大量事件近乎于纪实，加之语言表达极具地方特色，这一切给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我这样的当地人读起《白鹿原》来脍炙人口且痛快淋漓，换外地人阅读，非但没有上述感觉，反而会因习惯和语言的生疏而味觉大减。然而我反复思考的结论是：这本书的价值恰恰正在于此，只要翻译得当妥切，它并不影响俄国人对原著的理解和接受，《白鹿原》翻译为俄语是可行的。在与陈老师、安老师和马老师的交谈中，都肯定了我的观点。并一致认为，《白鹿原》既然由熟悉白鹿原的人写，再由熟悉白鹿原的人翻，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八字不见一撇，又有人提出费用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次商量。翻译市场历来是散兵游勇，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公司，但业务开展仍然是公司与个人的临时劳务关系。每个译者要求劳务费及时结算，不愿拖欠，这给我们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实际困难。我们找不到投资人，其他人又不愿垫支，一件好事面临被金钱难住的局面，几个核心人物都十分焦虑。陈老师在得知这一情况时也积极出面与文联交涉，结果也是泥牛入海。他曾感叹地说道：“这就叫市场经济，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事后我和何孟良有意将事情继续做下去，黄正武也同意继续，于是在资金无望的情况下，《白鹿原》的俄译工作还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不久，陈老师打来电话，说省委书记袁纯清在一个会上要求拨出资金支持发展陕西文化事业，款项由省委宣传部掌握，希望译协抓住机会尽早申请。我将此事报告给马老师，并且合计预算二十万，具体申请由马老师操办。又过了几天，马老师说递给省委宣传部的申请被退了回来，人家认为越级申请不妥。是啊，译协的主管上级是陕西省文联，正规程序应当向文联打报告，再由文联向省委宣传部申请。我们要钱心切，情急中忘记了程序，而共产党做事就爱讲程序。

    于是我们赶快重新向文联写申请，由马老师亲自送达。为了增加把握，我还建议陈老师从作协的角度也向文联行文申请。岂知文联以“统筹考虑”为由，未将此事最终立项。

    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丧失之后，大家普遍信心受挫。黄正武是西飞公司翻译，工作很忙；何孟良在空军工程大学文理学院带研究生，课程很紧；我所在的税务机关更是业务缠身，翻译工作逐渐停了下来。无奈中只有待后再说。

    事情停顿后我和陈老师有过一次交谈，他恳切地告诉我：现在世道就是这样，啥都是拿钱说话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出书这事是个说不来的事，有多少人钱花了一大堆，最后书出不来，钱打了水漂；有的是出了，但发行不了几本，亏了一河滩。政府机关倒是有钱，钱也不是自己的。但给钱要见效，你翻来翻去，钱花完了书不见影儿谁敢给你？当老板的有钱，但投资要挣钱，看不清亏盈谁愿意掏腰包？你们又都是吃公家饭的，靠工资养家。即使有俩钱，也不敢胡花。钱是个硬通货哦。一席话把现实和道理讲得十分透彻，本来深感内疚的我，顿觉释然。我也说道等我退休后有了大把时间，再继续这一事情，先把译稿拿出来。陈老师认为可行，因为这就绕开了目前的劳务费问题，因而表示支持。他继而反问我：“那你就不害怕书出不了，功夫白费了吗？”我说：“我就当复习俄语呢！”他爽朗地一笑，说：“老陕都是犟怂”。临走他还是郑重地说：“现在搁下了，不等于后头没机会，事在人为么”。

    谁能料到我退休不到半年，刚刚将乡下新盖的房子收拾停当，甚至已经将全部俄语工具书搬回老家，有意继续被耽搁了的事情时，陈老师却等不及了。

    我不知道陈老师患何疾病，只知年纪大了不愿参加大的活动罢了。记得2013年6月省译协“七大”前（2007年省译协“六大”时他为省译协题词“翻译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致陕西省翻译协会”），马老师要我代表译协邀请陈老师参加时，他在电话中说：“身体不好，儿女们不让我出门”。最终陈老师没有到会。和陈老师最后一次见面并没有感到他的身体有大的变化，只是形容略有憔悴，但还是交谈了近半个小时。那是2013年4月，译协马老师要我将安危会长的著作《安危文集》专程面送陈老师，并送去首发式座谈会邀请函。我照例先打电话联系，随后去陈老师位于石油学院北院21号楼四单元307号的寓所。见他身着保暖内衣室中踱步，便问他平时作何锻炼，他说冬天一般不出门，春节后已不出席大型活动。我猜想可能气管不好，寒暄一阵就起身告辞，想不到这就是我与他的诀别。

    5月5日是和陈老师告别的日子。早晨5点半起床，6点钟赶到建国路作协大院门口，告别人群分乘几辆大巴前往西安殡仪馆。到达时，咸宁厅外已有上千人聚集，人群后面有人打出“陈君忠实长歌祭”的长篇祭文。广场右侧又见大幅横幅，黑底白字：“《白鹿原》巨著千秋铭世，陈忠实先生一路走好”。横幅竖立着陈老师的两幅题字，其一：“中国抗日老兵颂”；其二为：“慷慨悲歌泣天地，凛然浩气壮河山”。后者注明：贺《中国抗日老兵颂》再版。两幅题词落款皆为“原下陈忠实”。几经了解，擎横幅者为陕西抗日老兵后代，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都是国共两党对日作战的一员，陈忠实作为老兵后代的顾问，与这些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一队身着校服的少年男女列队前来，他们是陈老师的母校——西安市第34中学的代表，专程从学校赶来为老学友送行。告别大厅的两旁，是各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送来的花圈，而多达两大卡车的花圈因场地原因无法不能摆放。

    上午8时，告别仪式正式开始，我有幸第一批进入大厅。告别大厅庄严肃穆，深红色幕布中央悬挂着陈老师的大幅照片。老人家身着浅蓝色衬衣，目光自然，面带笑容，毛式大背头乌黑发亮。大厅上方黑色横幅：沉痛悼念陈忠实同志。幕布两边的挽联是：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陈老师的身躯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灵前摆放着夫人王翠英和子女的花圈。头底下果然枕着一本第一版的《白鹿原》。

    仪式开始，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桂宣读陈老师生平事迹。老师生于1942年，1962年20岁时高中毕业作了6年工分教师，接着当上基层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区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1982年调入省作协从事专职文学创作，后任省作协副主席、主席，去世前仍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老师196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创作有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80余篇，报告文学、散文、创作漫谈50余篇。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散文集》、《文论集》、《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所出作品获得全国和地方各类文学奖项近10项。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他的成名作，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国文学创作最高奖。曾被改编为话剧、秦腔、电影、电视剧，被翻译成法文、日文和韩文。

    这些，我自然回忆起和陈老师围绕《白鹿原》艺术形式和英文版的多次交流。《白鹿原》话剧在西安易俗社公演的那天晚上，尽管有陈老师的事先通知，但因在外应酬耽误了时间，赶到案板街时演出已经过半。票房既不售票，门口也不让进人，找熟人电话不接，急得我团团转。偶然间大门打开我挤了进去，原来里面已经人满为患。等我走到前面可以看见舞台时，已接近尾声。《白鹿原》电影的拍摄真是好事多磨。那时见面或打电话，我总要向陈老师打听电影的进度，陈老师总是说：“你等电话就对了”。然而等到陈老师电话时，我却身在外地。回来后的当晚就到纬二街雁塔文化广场去观看。除了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外，感觉原著中许多精彩内容没有纳入，甚至朱先生等重要人物也没有出现，相反荤戏有点多，似乎田小娥成了主角。我是怀着遗憾的情绪离开影院的。有一天专程登门交谈，陈老师多少也有同感。他问我最成功的地方是啥，我说我印象深的是白嘉轩和白孝文有关卖房的那段对白。白鹿两家明争暗斗一辈子，白孝文穷困潦倒之际，竟然把房卖给了鹿家，这让老子白嘉轩七窍生烟。孝文路过父亲门前，正好和白嘉轩撞了个对面：

    白嘉轩：“听说你把房卖了？”

    白孝文：“嗯”。

    白嘉轩：“卖给谁了？”

    白孝文：“谁给钱就卖给谁”。

    白嘉轩：“听说卖给了鹿家？”

    白孝文：“旁人买不起么”。

    白嘉轩：“这是你祖上的家产！”

    白孝文：“分给我就由我呢”。

    白嘉轩抬起腿一脚把孝文踢倒，而白孝文起身拍了拍衣服扬长而去。此一片段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我告诉陈老师，在我看来导演王全安对原著理解不深，判断不准，在删减时删去了不少精华，减掉了不少精髓。相反田小娥的戏留下了。我认为导演没有把握住小说的主线。陈老师认真听完，严肃地说，看来他也是个失败者。我问：“咋没叫咱乡党导呢？”我指的是张艺谋。他说：“王全安也是乡党”。一个“也”字，说明陈老师明白我说的是谁。我说：“对，是乡党，是陕西乡党”。看来仅就乡党的理解，陈老师的胸怀比我宽广多了。

    在一次见面中，我们谈到文学翻译，他向我吐露了《白鹿原》英译的苦衷。说早先有一个英国女士在翻，几年后回国生孩子去了，再也没有消息。上一次和省译协说好，俄、英文版同时启动，可是那个女的又来了电话，为了不失信用，他  让译协等一等再说。几番耽搁，至今还没有着落。有人把前两章试译了一下，认为挑战太大，知难而退。我借机问陈老师“白鹿原”书名在外译时如何是好，他反问：“你说呢？”我回答他，“白颜色的鹿出没的台原”，他认为我喝到了原汁原味。我也告诉他，有人翻成“白鹿两家的平原”，新近就有人以为《白鹿原》的白鹿是两家的姓氏，殊不知这白鹿两姓，完全是“白颜色的鹿”的巧妙喻含。他叹息道：“不是原上人，十有八九不知道白鹿的故事”。他问我白鹿的故事，我将我所听到的另一版本说给他听：

    古代某个皇帝在浐河边打猎，发现一只白颜色的鹿，于是策马穷追，一直追到原上一条沟里，眼见白鹿跑进一座古庙。皇帝的狩猎队伍将古庙团团围住，但遍搜庙内不见踪影，却见大殿正墙上画着一只白鹿。皇帝搭弓射箭，一发饮羽，墙上白鹿脖下血涌如注。由此该原便称为白鹿原。我还告诉陈老师：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去辅导区参加考试。考场就设在鹿走沟村的大庙里，墙上还画着白鹿，鹿的脖子下面画着一摊血。鹿走沟的村名恐怕也来自于此，原下浐河边上的神鹿坊也是如此。

    低沉凝重的哀乐响起，向遗体告别开始了，我随着人流来到陈老师身边，驻足，凝视，三鞠躬。“陈老师，乡党送你来了！”语出泪下。悲痛中掏出相机，再给老师照张相。

    步出大厅，外面还是人头攒动。一批批哀痛而进，一批批含泪而出。未进者焦急等待，已出者默然离去。这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官有民、有富有贫。在送别陈老师的队列里八方和谐，一律平等。引人注目的是有人正在拆除帐篷，近前一问，方知来自外地。他们怕当天赶不上，特意提前，前一天晚上已在此安营扎寨。大门外尚有乘公交车，开农用车和小摩的而来者。他们都来自近郊农村，与陈老师或一面之缘，或仰慕已久，此刻刚刚赶到，打听仪式是否结束，在哪个厅？据事后报道，参加告别仪式的人数达几千人。

    足矣！陈老师，如此壮大的送别场面，证明了你，证明了你的一切。在写作上你是大家，在学术上你是导师，在生活上你是良友，在道德上你是楷模。今天的场景，使我对你的认识更为深刻。

    一名作家，一名仅仅写了《白鹿原》的作家，为什么得到连我在内众多普通人的爱戴和敬仰？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这力量又来自哪里？我在返回的路上反复琢磨的结果，觉得它主要来自于陈老师的作品，来自于陈老师的人品。

    一百多部（篇）、几千万字的传世作品，在海内外引起长时间共鸣。他立场坚定，不为世风所摇摆，对唯我主义、拜金主义嗤之以鼻。他的《白鹿原》寓政治于现实，潜思想于平常。用低八度的调门讴歌中华民族谋求独立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和无线电低频一样，以其最强的穿透力，向每一位读者传递着时代强音。有人对《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亲密关系持批评意见，认为是阶级调和。他对此并不以为然，地主对长工好只是他的手腕，相互间雇佣关系不会改变，否则黑娃咋能打断白嘉轩的腰呢。我支持他的观点，还举出我的村上就有老长工怀念自己给鹿走沟周家财东扛长工的待遇之事。他文风朴实，语言生动，语句洗练。鲜明的感觉就是他所说的：书见事有感则写无感休息，不为虚荣之文。成名后并不把自己当作写作机器而追求高产，本来还有足够的素材和时间再作长篇，但始终坚持“只生一个”。记得后来见面时我曾大胆地对陈老师开玩笑说：“听说要放开二胎”，陈老师也幽默地回应：“放开也是白玩儿，年纪大了”。一次，陈老师问我是何职称，我答副译审，他向我说起审稿要比写稿难的道理。他认为审稿要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最重要的是向社会负责。难怪大家称赞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也有人把他称作严肃文学的代表。

    陈老师作为一个饱经世故、深受地域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在生活上也是严肃而负责任的，因而形成讲究信用、热情诚恳、包容豁达、扶贫助弱、稳重朴实的为人风格，这些特点在我与他并不频繁的交往中感受颇深。我这个极为普通的《白鹿原》读者，一经与他相识便首先为他的平易近人所吸引；一经交往再被他的热情诚恳所感动；几经交谈更为他的襟怀坦荡所折服，最终便成为他的永久粉丝。和陈老师交谈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一是谈话围绕主题转换自然，内容衔接紧密，不参杂另类，节约时间；二是彼此间灵犀相通心领神会，问答极其精炼，不浪费口舌；三是彼此都善为幽默，直至达到高潮以笑声作句号。陈老师生活的简朴也给我有深刻的印象。一次几个乡党请他吃饭，点好酒菜等待之际，他推门进来，手里惦着硕大一个烤红薯，立即掰开分给大家吃，言说：“红苕是个好东西，低标准时救过我的命”。当我们回让他吃时，他说他已经吃了一个，结果一桌饭菜他几乎未动。最后一次送书给他时，他让我给他顺便带两个烤红薯。鉴于他爱吃，这家红薯又好，我一下买了四个。拿进房子他看了一眼也没嫌多，只是嘴上说：“你个楞娃！”。他抽烟，但常年只抽工字牌雪茄。就是这些不变的常人本色和农民情结，拉近了他这个著名作家和所有人的关系，包括高级领导、社会名流、企业老板和普通群众，使得他赢得全社会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的爱心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