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老师首先以“熊猫丛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现当代文学外译”和“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为代表的翻译项目为例，梳理了中华文化“走出去”之现状。结合相关文献，他指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受到国家和翻译界广泛关注，但中华文化翻译传播效果不甚理想。传统翻译认知模式下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主要靠单本/篇翻译路径，即翻译的原文底本在物理形态上呈现为独立的单本或单篇，他将其称之为“有本译写”。

其中，翻译传播、翻译政策（如“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定需以“单本”成果形式申报）、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等层面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译介传播效果。他认为，“无本译写”是突破“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效果瓶颈的路径之一，要下大力气制定方略，全方位立体地开展“无本译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辟翻译领域“中华文化走出去”新路径。

刘晓峰老师接着回顾了传统翻译学认知模式下有关翻译的定义、分类、 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主要观点，以把握“无本译写”的存在理据。通过对“有本译写”进行进一步界定，他提出，“有本译写”是传统翻译学界所指的从某一原文底本到译本的翻译活动、过程、方式及其结果。这类翻译行为一般是指Jakobson所提出的语际翻译。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是一个“单本/篇之间”或者“单个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行为。其中，“译”是目的，“写”是“译”的补充或解释，“写”受到“底本”语义和语用空间的严格限制。古今中外，翻译界的理论研究、翻译史撰写和翻译教学实践绝大部分都是基于“有本译写”的思路而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翻译人才的培养方案皆是以“有本译写”为实践内容的。

他认为，传统翻译学认知中没触及碎片式底本（fragmented texts）的翻译形态。并且，翻译研究、翻译史撰写和翻译人才培养不做“有本”和“无本”的划分。

刘晓峰老师进而指出，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实践中还有一种基于碎片式底本的译写路径，他称之为“无本译写”。碎片式底本不能独立成篇，故可称“无本”，“无本译写” 和 “有本译写”一起构成翻译学研究的“元域”和“元问题域”，且“无本译写”和“无本回译”理论上构成“译出”和“译入”的逻辑闭环。刘老师以鲜活的例子展示了基于这些碎片式底本的译写本充满翻译味，大多通过多模态形式展现中华文化。所以“无本译写”是没有单一底本（但有碎片式底本，包括单本的部分、心像底本、多模态底本、符号底本、图像底本、实物底本及它们的集成本等）的译写活动。其中，译写语言和译写对象国（文化）为非本土关系，“译”“写”关系复杂。

此外，他通过分析“无本译写”被遮蔽的原因及解决方案为其立名。一方面，无本译写被遮蔽是由于认知的原因而导致这一领域被排除在传统翻译学研究领域之外。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传统上学术界对翻译的认知是基于单本/篇/单个翻译单位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由此误导了人们对翻译学学科（包括翻译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的认知。另一方面，解决关键前提是“底本界定”的问题。根据翻译底本形态，可以把翻译行为、结果、过程、方式再范畴化，分为有本译写（传统范式）和无本译写（亟待开发的新范式）两类。

刘晓峰老师通过梳理“无本译写”的学理基础和哲学基础明确了其存在的理据，探讨了“无本译写”的主要具体特征、研究范式、分类、研究之实及研究方法。通过与“有本译写”进行对比，他框定了“无本译写”的名与实，指出其学科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此基础上，刘晓峰老师指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三种主要的“无本译写”路径：母语非本土无本译写路径（如Agnes Smedley）；异语本土无本译写路径（如林语堂）和异语非本土无本译写路径（如Robert Hans van Gulik）。

他还指出，“无本译写”是隐蔽性较强的翻译行为，有强大的传播效果，至少是“有本译写”的有力补充，其三条路径对“无本译写”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充分发挥“无本译写”的翻译与传播功能，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他提出了五条具体方略：（1）加强“无本译写理论（学）”、“无本译写史”研究和“无本译写”实践；（2）设立“无本译写”研究院、所试点；（3）将“无本译写能力培养”写进BTI、 MTI和DTI培养方案，可以把“无本译写实践”纳入毕业设计；（4）进入留学生培养方案；（5）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文化“无本译写”项目。

刘晓峰老师总结道，传统翻译学认知模式下的基于单底本的“有本译写”路径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传播中华文化力不从心，原因很复杂；翻译实践中一直在场的基于碎片底本的“无本译写”应该显形，与传统的“有本译写”路径互为表里，“共生”“共成”“相随”“相和”，成翻译传播中华文化之“易”“道”“太极”与“天地之始”；传统翻译学认知模式急需解构与重构，“无本译写”理论（学）研究亟需推动。最后，他呼吁大家群策群力，勇于开拓，创新理论。讲座在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