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思考

马珂

    自从省文联在新社会组织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来，省译协先后召开过三次座谈会，有的理事还写了心得体会，大家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走出一条民间组织的科学发展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对社团组织（国际称之为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NGO），实施双重管理体制，社团必须先有业务主管单位，再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对民间社团均没有经费拨款，能否生存完全靠社团以文养文，自生自灭。陕西译协1980年成立，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成立最早的翻译学术团体。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查阅了省译协成立初期的档案，发现1985年就有省文联的批复文件（见附件），也就是说，省译协归口省文联至少已有25年的历史了。30年来，省译协为陕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可以说发挥了排头兵和桥梁作用，在全国翻译界创下了至少15个“第一”，也获得过许多荣誉。应该说，它的存在也是陕西又一张文化名片。三十年成就的取得虽然没有花政府一分钱，但与省文联、省民政厅长期的政策支持和精诚合作是断然分不开的。三十年的经验表明，民间组织的管理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应该坚持并进一步完善的科学发展之路。

    “经费问题”是限制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的发展瓶颈，尤其在很多人越来越功利化，社会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几乎成了民间组织许多人的口头禅和难作为和不作为的托词。我常想，陕西译协诞生以来的三十年中，之所以成为全国翻译界的常青树，除了党的政策好、上级主管部门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外，就是有这么一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磨练却始终坚守“翻译依然神圣”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翻译工作者，才是译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批甘愿寂寞、甘心坐冷板凳的“译痴”们，构成了我省翻译界最坚挺的脊梁，是全省文化领域值得骄傲的另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安贫乐道，不为外界的功名浮躁所动摇，却又能甘之如饴，实在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正是有这样一批默默跋涉者的存在，才映衬出中国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执着、坚持和忍耐精神。陕西译协多年来被省文联评为优秀社团，被中国译协评为省级译协第一名，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对陕西译协的褒奖，倒不如说是对一个守得住寂寞的知识群体的彰扬。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群体，才让我们真正领悟到什么叫高山仰止，什么叫崇高境界。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在我的理解就是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尽量少走弯路。说出来各位可能不信，这两年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在床头的台灯旁总摆放着一本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一卷收录了毛主席1945年抗战胜利到新中国诞生前夕短短五年间的精彩文章，每天熄灯前总要翻几页看一看。让我陷入沉思、联想最多的就是最后一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为1949年9月16日，再过两个礼拜他老人家就要走上天安门的城楼宣布新中国的诞生。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他已针对美国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几封信写了三篇檄文《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艾奇逊在给总统的信件中说：“中国人口在18世纪至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负。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4亿7千5百万……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看到这篇文章，我又想起了电影“开国大典”中蒋先生在离开中国大陆前面对大海抛出的一句话：“我把4万万人的吃饭问题抛给他毛泽东了！”

    我不知道，当各位在观看建国60周年的盛大阅兵时，在看到美轮美奂的奥运会开幕式时，如果看到我刚刚写下的这些文字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六十甲子，沧桑巨变。不知艾奇逊先生活到今天会不会为他60年前的狂言而惭愧，毛泽东如果活到今天会不会为他60年前的檄文而欣慰，蒋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会不会为他在海边的“临别留言”而尴尬。一句话，半个世纪天翻地覆，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伏案沉思，中国的真正崛起应该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陕西译协的发展壮大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见证。陕西30年巨变，同样少不了翻译这个对外开放的桥梁作用。此时此刻，我们，也许还有那些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政客们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成功吗？”，西方有人称其为“中国模式”，也又人称其为“中国威胁”，美国有人甚至提出“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显而易见，60年前那些美国政客的预言恐怕真的要落空了，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必将崛起。

    在省译协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名誉主席、原省政协副主席陆栋先生在发言中讲到：“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与价值观，二流国家输出设备和技术，只有三流国家输出产品和原材料。”不言而喻，物质上的强大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要想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联想到陕西译协的30年发展史，我似乎感到坚持了30年的“以学术活动为中心，出成果，出人才，见效益，在译字上下功夫”的办会方针，在新形势下也许需要适当调整。如果说过去的30年我们是以外语为工具，以翻译为桥梁把西方文明引进中国的话，那么下一个30年的主要任务，恐怕就是如何利用陕西翻译大省的优势，把陕西古老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实际上，在过去的2009年，我们就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始了几个颇有影响的举动：与省作协联合成立文学翻译委员会，启动SLOT计划（陕西文学对外翻译计划），为纪念中俄建交60周年编译出版《情系俄罗斯》（俄汉对照），与西安音乐学院合作创办“首届陕北民歌全国译介研讨会和演唱会”……

    展望未来，小政府大社会、政社分开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民间组织将与政府和企业构成稳定的三角社会框架。在政府权力尽量退出市场已经成为共识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公民希望在公益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民间组织正是吸纳这股力量的最佳载体。在国外，NGO组织的活动项目收入是完全免税的。政府也鼓励企业和个人为NGO捐款，同时，政府也经常购买NGO的服务。在我们常常呼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的政府部门是否也应该加快NGO的问题的步伐。政府的职能或许更应该转换为“为民间组织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