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保罗·海尔
刘丽萍  翻译

在中美两国之间漫长而又苦甜参半的交往历史中，出现了一些发挥积极桥梁作用的美国人，其中一位就是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她出生在犹他州塞达城。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毕绍夫女士和中国学者安危先生一起，不辞劳苦，把海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做的事迹，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在这里，我把海伦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方面：一，在日本侵占华北之前，她在1935年12月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二， 海伦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延安呆了数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并向世界介绍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三，她倡议并推动工业合作运动（“工合”），在抗日战争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也正因为她做出的这些努力，海伦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海伦和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在中国闻名遐迩，受到高度赞赏的时候，海伦的著作在美国，在她的出生地犹他州却不为人所知。 同样，中国人也不了解她的摩门教（正式名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祖辈们对她早期生活的影响。我主要谈谈早期末世教会的社会、文化情况及其对海伦后来在中国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

海伦的祖辈——福斯特家族，穆迪家族和戴维斯家族中有13人，是最早定居西部的摩门教先驱。他们当中有些人受过宗教迫害，被驱逐出美利坚，被迫逃亡到西部的墨西哥领地。他们骑着马，赶着牛车，辛辛苦苦行程1,200多英里。 海伦的祖辈在圣·乔治安家，正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首领扬伯翰首先发起了合作、公有的公社生活。不久，在海伦出生（1907）的地方塞达城，也建起了“合一体制”的组织。以此为范例，在犹他及其周围地区末世教会的居留地，又建立了150个“合一体制”组织。直至今天，早期实验的传统和价值，依然为摩门教友们所熟知。

参考资料：兰内德  阿瑞顿 著《伟大的盆地王国》——1830－1900年末世经济合作及经济合作圣徒简史（1958年剑桥出版社出版）； 弗拉莫兹·福克斯、迪恩·梅合著《建造上帝之城》——摩门教的社区与合作（1976年盐湖城出版）

这种独特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求得生存。“合一体制”被认为是末世教会发展模范社会的理想——基督徒的“锡安社会”的理想。他们实行财产共有，有时候还会共用厨房和厨具，做出决定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这项运动强调平等、集体合作、自我满足和消除贫穷。很多中国人对其情况和文化都有同感。在海伦出生前，“合一体制”运动一直在持续开展。在她出生后的成长时期，在海伦对家庭的鲜明的记忆中，“合一体制”仍然历历在目。那时，她和母亲戴维斯家族一起住在萨莫瑞尔。那是爱达荷南部的末世教会的先驱聚集地。她的外祖父大卫·戴维斯是“合一体制”运动的首领。海伦经常听他讲起他们家族早期的经历和故事。就在萨莫瑞尔，海伦接受了末世教会的洗礼。

我认为，在家庭早期的经历中，海伦对末世教会合作社的理解，是她积极推动中国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一个原因。后来，她也因此赢得了很多殊荣。犹他州立大学教授盖瑞·汉森是专门研究合作运动的一位专家，曾就中国工合问题，专门与海伦进行了访谈。汉森与保罗·海尔交谈时确认，在海伦的“合一体制”经历的意识和她创建并推动中国工合运动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海伦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重点论述了合作社的民主性质。该书引起了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关注，并在印度促成了50,000个合作社的成立。

熟悉中国抗战时期工业合作社的人们，很容易能够找到它与末世教会早期的“合一体制”运动的相似之处。耕种困难，粮食不足，饮水短缺，气候恶劣。末世教会的先驱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艰苦工作，勤俭节约，保持他们的公社生活。海伦发现延安的生活与此基本相似。犹他的拓荒精神和毛泽东的延安精神，都是艰苦朴素的清教徒精神。从延安回到上海后，看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海伦就积极倡导并推动工合运动，并联络、游说其他重要人士，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之中。

在了解了末世教会的合作社与中国的合作社一些相同之处后，我也注意到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海伦家族的宗教信仰，要求每天都有集体祈祷，极力鼓励人人戒酒、戒烟、戒茶、戒咖啡。领导者要公诸于众，要经过大家一致同意才能认可。不允许强迫任何人，一个人如果不愿自由合作，他可以自由离开这个“体制”。这些都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末世教会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体制，在犹他州还有商业合作社。

海伦受到末世教会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在中国期间，她没有坚持教会活动。她在中国的那十年里，那里还没有教堂，她也不可能与教堂保持联系。海伦童年时代所接触的末世教会的社会和文化，当时还是十分孤立、相当保守的。不管怎么样，海伦仍然保持着末世教会的伦理与道德，她的朋友和伙伴们也众口一词，评价她的态度和行为很受欢迎。这些都为她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距她出生已经有一百年了，许多老朋友仍然在缅怀她，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但是，海伦不是传教士。在30年代的中国，教堂在人们眼里还是非常淡漠的，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令人赞赏的组织，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那时，教徒不足一百万。末世教会在外界的形象是一夫多妻，从事农耕，聚居在犹他的山沟里。海伦当然不愿向他人谈及摩门教会了。

海伦在成长时期所接受的“非正式教育”，对她在中国的工作和面临的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她引导学生运动做了准备；为采访、撰写和报道做了准备；为在战争期间组织工合运动做了准备。她的自我形象、价值观、洞察力和热望，大部分都来自她的母亲和亲戚家人。海伦的母亲汉娜·戴维斯·福斯特（1880-1952），是一位模范母亲。她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在现代复兴的耶稣基督教会。她在教会和民间组织里非常活跃，还让海伦参加了其中很多活动。这些都培养了海伦的领导才能。福斯特妈妈还长期担任很多社区组织的领导，包括赈济会会长。这是一个教会组织，包括教育、服务和慈善工作。这个组织的服务项目，最近还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从思想活跃、富有民众意识的母亲身上，海伦学到了领导和参与方面的许多才能。作为一名年轻女子，她妈妈曾在现在的杨伯翰大学瑞克斯学院任教。她还为妇女参加选举工作做出了努力。犹他，是美国历史上妇女参加选举的第一个州。汉娜还是家长教师协会的会长。她积极支持社区办学，并参加了许多别的为民众服务的社区活动。海伦自己就是公立学校、犹他大学的学生领袖。她和燕京大学的学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1935年12月那场著名的学生运动，就是在海伦的家里密谋策划的。其中有些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层领导人，黄华就是其中之一，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也许有人认为，海伦在中国的岁月，影响了她对家谱学的兴趣，这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海伦没有子女，于是到了晚年，就心向她的祖先，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家谱学，并成为他们那个地区仅有的几名持照家谱学家之一。当海伦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妈妈就培养她对家谱的兴趣，尤其是撰写家庭成员传记。她在中国的很多文章，都是用传记的方法撰写的。她妈妈强调家庭“祖根”的重要性。海伦相信，她具有的特定基因、智慧和才能，是从她卓越的祖先和英国显贵那里继承下来的（海伦发表作品时所使用的笔名，就是来自威尔士祖先）。无独有偶，海伦以人物传记形式为主，作为她研究现代中国、撰写现代中国的途径。当她在延安采访中国人的时候，自然就信手使用了传记写法。她的末世教义之根，还促使她不仅注重撰写重要的领袖人物，还撰写普通民众。这种做法,与当时其他外国记者也大不相同。

最后，在研究海伦成年时期的意义及其对她旅华期间的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 文中大部分真实资料，来自海伦·斯诺托管会执行人谢莉尔·毕绍夫的收藏。大部分文字材料曾经在中国举行的纪念海伦·斯诺的研讨会上宣讲过。

（保罗·海尔，美国犹他州杨伯翰大学中国历史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