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谢莉尔·毕绍夫
安危、马珂、穆雷   译

    首先，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以及湖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举办了这次讨论会。
    我还要感谢华中师大对我们的款待，感谢安危先生以及西安的斯诺研究中心，感谢尹均生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具体安排了这次研讨会。正如安危先生所说的，尹均生教授是这次研讨会的“总设计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嗄斯和我的女儿、海伦·福斯特的侄孙女伊莎陪同我前来参加这次研讨会。
    我带来了我姑妈海伦·福斯特·斯诺对诸位的最诚挚的问候。我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是你们，我只不过是同大家一起，简要地谈一谈的我海伦姑妈。
    我同中国第一次发生联系，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天。蒙上天之意，把我的出生安排在海伦姑妈1936年在西安采访张学良少帅的那一天。那是中国的十月三日，美国的十月二日，我出生在她曾经出生的地方——犹地州赛达城。
    海伦姑妈让我别忘记，就象她小时候单独去芝加哥去看望她的父母一样，我大约三岁的时候，也独自一人去看望她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后来，我也终于步着她的后尘，去了西安。那是1987年9月，我代表她去参加了西安为她举行的80寿辰庆祝活动，当然，我在西安并没有领略过她曾经有过的冒险经历。然而，我的奶奶当时告诉过我，姑妈在一个叫做“中国”的很远很远的国家里。
    当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见到过海伦的一张照片，放在一架旧的立式钢琴上面。我就坐上去，目不转睛地望着，希望我自己长大后，也能象她一样漂亮迷人，象她一样聪明伶俐。我大约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时我兴奋极了。我们和我的祖父母一起外出旅行。大家知道，海伦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对一个小姑娘，她也依然如故。我们的假期过后，她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你收不到这封信，就来信告诉我！”
    海伦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好奇心，都有着求知的愿望和干劲。我的祖母大约在1905年毕业于一个不大的二年制大学。她给人家教过文秘课，帮助管理过一个商店，还亲自动手，给她自己造了一所小房子。就在这个时候，她结识了我的祖父，结了婚。我祖父当时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了一个相当于化学工程的学位。后来，举家迁往芝加哥，在那儿，我祖父又获得了法学学位。
    两位老人都是乐于为社区奉献的人。海伦的母亲为了社区及妇女生活的改善，常常参加义务劳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她的父亲义务担任社区学院田径队教练，使该队曾荣获全州田径比赛的冠军。他作为一名律师，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参与市政事务。
    正是由于他同白银集团以及史穆特参议员的联系，海伦得到了一个去领事馆工作的机会，这样，才使她到了中国。她学了好几国语言，达到了对外交人员的各种要求之后，得到了任命的通知。
    记得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同我祖父一起，从他的办公室步行到他们家。他告诉我，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常常选修一些课程或音乐训练，以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回想起来，我知道这一定同我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海伦姑妈说过，她父亲对她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同海伦，就象同我一样，一边步行，一边谈话的情景。
    当然，海伦总是高才生、学生领袖。她对我说过，她的最强烈的愿望之一，就是要写作一部“巨著”。因此，她怀着青年人的热情，带着这样一个背景，热望着到中国去。她信心百倍，跟通过她父亲与她相识的人在一起工作，会有机会写出一本“巨著”来。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我们保持着不定期的联系。她住在美国的东海岸，陶醉在自己的众多兴趣与乐趣之中。
    在这一时期，我住在西海岸，养育我们的五个子女，支持我丈夫建立起他自己的企业。
    就在一次去东岸出差的旅途中，我丈夫决定去看望海伦，同海伦相识。他对他们之间的相见十分满意。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她安排她1978年的中国之行。从那时起，我们作为她的文学合伙托管人，一直同她保持着联系。
    每当我们想到斯诺精神，就必然想到埃德加·斯诺。我从未见过埃德加。当我发现海伦在埃德加的《复始之旅》中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时，而且这本书是他们离婚多年之后完成的著作，我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我至少应该谈谈我跟这位很不寻常的女人共同生活的一些情况。在我此后在亚洲生活的八年间，她是我忠诚的合作者，伴侣和评论者。她常常给我带来苦恼，却又常常激励我。她始终精力旺盛而且富于创造性。”
    在那些“中国岁月”里，他们是一对充满活力的二人帮，他们觉得自己处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并使这一切传播开来，引起世界的关注。在感觉上，中国成了他们的家，他们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对他们来说也是举足轻重的。
    斯诺的婚姻是所有类型的婚姻中最奇特的，而海伦?福斯物?斯诺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妇女中所不多见的。“中国岁月”之后，海伦与埃德加的生活即分道扬镖了。有人说，离婚比死还要难受。当然，离婚是婚姻的死亡，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问：假如男人去世了，是否意味着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了呢？不，很简单，当他完成了他活着时所能做到的，她就可以去继续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埃德加继续从事中美关系工作，并拥有一个新的家庭，以此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充实自己的生活；而海伦则继续进行她的探索工作。当时的她还没有开始动笔创作那本她发誓要在结婚以前完成的“巨著”。
    的确，当1932年埃德加写信给他的父母谈及将与海伦结婚之事时，他说：“她文章写得棒极了，简直是个诗人，有些诗使雪莱和布莱克也显得暗然失色。”这当然不过是热热恋中的年轻人的措辞。他接着说：“一位认识几乎所有欧洲名人，第一个从心理上理解中国的教授最近告诉我，在这一代人中还没有一个女人象海伦那样有能力完成一本巨著。”其实，海伦在我们的生活中付出得更多，由于她扩大和发展了她的兴趣范围，因此还没有意识到她自己正在完成一本巨著的奋求。
    我和我的丈夫作为“海伦文学托管处”的合伙托管人，越来越意识到她的专业知识是那样丰富多彩。有趣的是，一些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知识反而使我们完全忽略了她在其他方面的专长。她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这使她朝着研究美国新英格兰区（东北部）的历史创作的方向发展。她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移民来自她的家族，她便开始研究这些先民如何与我们的家族联系的，别的家族又是怎样联系着的。这些对家族的历史的研究称为“家谱学”。她成为美国仅有的几个获得证书的家谱学家之一，她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受到这一领域里专家的高度评价。
    除了写一些有关家族历史的内容外，她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根与枝》，这是一本关于克伦威尔和英格兰与美国的联系的书。她的历史背景描写受到英国历史和文学界专家的认可与欢迎。她还写了一些迷人的、才思敏捷的诗集，最近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另外，每年她还要写一些有关自己经历与兴趣的书《漫长的思索》。这些都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馆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决定破例邀请她不仅将自己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资料存入该馆，她自己也乐意这样做。
    她的有关工合运动的工作和著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承认。犹他州立大学的经济发展学教授盖利·D·汉森博士在从事国内国际工合运动的工作中十分活跃，他正在海伦的工合思想的基础上，将这一战略发展扩大到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一些国家。她已为世界劳工组织写了一篇关于就业方面的论文，提出了就业、企业、工合的新思路、新战略，这些都与海伦早已提出的工合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已经选准的地区中有印度和蒙古。
    同时，汉森博士为此事会见了海伦姑妈，他也意识到，并且首先对她的其他著作产生了兴趣。结果，他所在的大学犹他州洛根的犹他州立大学将不仅仅运送和收藏有关工合的资料，而且还在一个专门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总汇里收集了她所有的文献剪辑、论文及部分手稿。同时他们还在整理地基，以建造一座新的图书馆，犹地州立大学还在考虑开辟一间海伦·福斯特·斯诺展室，并且出版她的部分手稿。
    美国有几位电影制片商对海伦的所有描写中国的著作不断发生兴趣，想要拍摄一部反映她生活的影片。我们现在正跟一家朝鲜的公司谈判，这家公司也正在计划制作一部名为《阿里朗之歌》的影片。
    中国对海伦及其著作的日益增加的兴趣一直十分令人满意。西安的斯诺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已经发表或正在出版她的著作。去年，由中华全国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的奖——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对于海伦来说是锦上添花，她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及你们的同事中有许多人对她的中国回忆录有很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对你们的勤奋工作和不懈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
    正如你们所知，假如海伦姑妈仅在这些领域中的某一方面当一名专家的话，她的生活一定会丰富多彩。然而她却是，而且过去也总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女性。或许，她写不出一本她始终渴望写作的“巨著”，但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却完成了自己的探索，因为她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一本“巨著”。
    海伦已是85岁高龄，她的视力渐渐减弱，她的听力也不如以前那么好。许多年前她曾站在风头浪巅上，现在，这股巨浪正向大海退去。然而，她却焕发出热情和非凡的智慧活力，同时还保持了机智、精神和乐观主义。
    海伦毕生的工作已使人性变得高尚。说到建造桥梁，她已经建造起：
    1、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她通过研究历史，并使我们记住那些过去的伟大原则，建造了这座桥梁。这些原则构成了一个个人的性格，从而也塑造出一些社会的特征。
    2、一座经济的桥梁。正如安危所说，海伦最先提出了工合的思想，继而成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并且还创立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现在正在发展扩大，并已得到完善。
    3、她已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和友谊的桥梁。
    愿我们在斯诺精神的鼓舞下继续沿着这座中美友谊的大桥走下去，走向未来。

                           1991年11月10日   中国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