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危·

 

    他，白发谢顶，年逾九旬，曾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氏父子囚禁达半个世纪之久。1991年获得自由，旅美庆生之际，在纽约公开露面。

    她，两鬓苍苍，八十又三，曾因客观报道中国革命、在麦卡锡时期受政治迫害达23载，1991年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

    他们，80年前的两位风云人物，1991年在大洋彼岸共同回顾往事，重叙友情。她敬仰他的爱国精神，佩服他的雄才胆略，称“西安事变是世界历史舞台上一出威武壮观的戏剧，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点点头，微笑了。他记得她和她的丈夫，他还记得1936年10月在西安接受了她的采访。

    1936年6月，斯诺去陕北采访旅行，留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数月未得到他的音信，决定9月下旬去陕北看望丈夫，并打算同他一起采访。海伦到达西安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前往，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10月2日，中共派驻张学良处的代表刘鼎告诉她：“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他同你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海伦喜出望外，突然看到“柳暗花明”的前景。

    10月3日下午6时整，海伦带着翻译张兆麟，如约来到东北军司令部。这次会见采访，是张学良特意为海伦·斯诺安排的。海伦就时局和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提出了6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明确表达了他“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的态度和立场。海伦最后问：“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的真正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意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张学良答：“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海伦采访到这条独家新闻，如获至宝，连夜整理出详细纪录，写好发往国外的报道。10月4日上午，张学良和他的英文秘书一起，把海伦清打出来的谈话记录，仔细进行了核对，同意发表。

    海伦把电讯稿和采访记一起，立即发给伦敦《先驱日报》，该报10月8日以“宁愿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在第13版刊出。这篇报导一发表，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民欢欣鼓舞，窥见了联合抗日的曙光；侵略者心惊胆寒，如坐针毡；亲日派如丧考妣，乱了阵脚。针对南京国民新闻社3天之后发表的一篇歪曲报导，海伦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发出好几则新闻，还在《中国之声》上发表题为“东北军思念家乡”的长篇文章。

海伦回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时说：“1936年10月3日，张少帅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大约70天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当时，我也感到震惊，但并不感到突然。”

    在纽约，张学良同许多人交换了对中国统一的看法，他说：“我不会受其他人影响”，“中共对我一直非常友好。我不想做任何与中共或台湾愿望相反的事情。”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工作的海伦·斯诺，称张学良是“中国统一的象征”，并为老将军赋诗一首，长信一封，有感谢，有祝愿，也有期望。她在信中写道：“要不是张将军的帮助，埃德加和我1936、1937年两次访问陕北，就不可能成行，《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就永远写不出来。所以，我们都是30年代中国神话的一部分。”

 

 

亲爱的张学良元帅:

    我上次见到到您，是1936年10月，在古都西安。我当时28岁，是 1907年出生的。我今年83岁，您也90岁了。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危险的人生之后，依然这么康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欢迎您到美国来，因为没有其他中国人能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经常回想起1935–1936年在北平和西安的岁月。事实上，我1937年独自去了延安，并根据我收集的史料，出版了四本书，另一本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书，其部分材料也是在延安期间收集的（主要材料是刘少奇给我提供的）；还有《现代中国女性》那本书。我采访过的女性中，邓颖超依然健在，蔡畅不久前刚刚谢世。

    我在中国最好的四个朋友，于1988年辞世了。东北人张兆麟，我1936年采访您的时候，他担任翻译，他是我们在燕京大学最主要的联络人。陈翰伯（同张兆麟一起）在西安担任您主办的报纸编辑，也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李愍女士——“一二·九”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也与世长辞了。接着去世的是西安的王炳南，您认识他，1936年他就在您那儿。我丈夫埃德加·斯诺，患癌症于1972年去世，他生前常常想起您，认为您是东方价值千金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您1936年扣留了蒋介石，引起地动山摇，使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埃德加·斯诺甚至永远不会试图在1936年访问保安，为他著名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去冒险。同样，我也不会于1937年独身前往那儿。不过，西京招待所经理周先生，把我介绍给美孚石油公司的肯姆顿·菲奇，帮我去了临潼—— 1937年4月底的一天，我不得不深夜翻窗逃走，秘密前往延安。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一直和我在一起。周先生现在旅居澳大利亚，不久前还给我寄来了礼物。

    埃德加·斯诺在1972年去世之前,共出版了11本书,主要是关于中国和东方的。我出版了8本书,再加上其他著作，都是非商业性质的，但却很有价值。我的著作中，有6本是关于中国的,最后一本《我在中国的岁月》,是关于我从1931年到1940年12月的生活经历。当然，书中写到了您，以及西安事变；埃德加在他的书中也写到了。我的那些旧文件，现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其中包括关于西安事变的材料，还有一本在1961年就登记了版权的《西安事变》（1936），我当年10月在西安对您的采访，应当就在这本书里。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我只好把采访稿带回北平，结果，在世界各地都发表了，因为我把一份采访稿给了美联社的迈克·费希尔，他又发给了合众国际社在天津的厄尔·利夫，从他那儿就发到了全世界。埃德加·斯诺在伦敦《先驱日报》的工作，当时由我接替，所以，我把新闻稿首先发到那儿，以便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影响,因为斯诺的所有著作，当时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我希望，在您的记忆力衰老之前，尽早地完成您的传记，因为从1931日本侵华，引起1936年政策的改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主要的路线图之一。您所有的同乡，曾访问过我们在北平的住宅，例如，东北大学的王校长和他的儿子。在北平，我们有许多东北朋友，我们的住宅，就成了支持您的东北朋友的聚会中心。有位名叫巴利·马丁的人（地址：加州萨卡拉门多市葛斯特大道1077号，邮编：95864）,正在为您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伦纳德(他自己的名字是厄恩)写传记,他也可以为您作传啊！因为他和伦纳德一样，对您赞赏有加。马丁1990年11月给我写信,说他要去胡佛研究所查阅和研究我的文件资料，等等。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东部地区分会，将于1991年6月召开年会。波特兰与您的老家东北吉林是友好城市。这次会议的主席是阿瑟·克拉克。我希望有人告诉他们，您正在美国东北地区访问。你可以给波特兰写信联络。纽约的休·迪恩认识他，迪恩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之一。

    有位电影制片人，打算把我的自传改编，拍成电视连续剧。可是，自天安门事件后，没有人再想拍摄了。我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海伦·福斯特·斯诺(签名)  1991年5月29日

    又及：您一如既往，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笔名：尼姆·威尔斯)

（安危  译）

 

 

绑架者和他的梦想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没有多少美国人记得中国的少帅。60年前，他绑架蒋介石的大胆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促成了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甚至更没有人知晓，少帅张学良依然活着，生活得很好，而且来到了纽约。刚刚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张少帅已经踏上了一个新的‘十字军东征’——使北京和台湾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

    1928年，日本人暗杀了满洲军阀张作霖，张学良遂接替了他的父亲，赢得了“少帅”的称谓。

    对西方人来说，少帅的统一梦想，似乎是堂吉柯德式的愚侠；他的许多同胞却相信，他有可能成功。他们指出，比起他与众不同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936年，少帅在西安绑架蒋介石，试图说服他的最高统帅，放弃剿共的内战，共同进行全国性的抗日运动。

    蒋介石同意了。但是，蒋介石把少帅作为他个人的囚犯，软禁起来。这是在中国的一个独特结局。就在几个月前，他得到了解放。蒋介石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现今，统治台湾的是一个自由政体。

    现在，他说，“我完全自由了，想去哪儿，就去那儿。” 不久，他将去中国大陆。

    少帅将自己视为中国团结的象征，由于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声望，似乎感到由他带头抛开过去的恩怨，是有可能做到的；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上周，在纽约一家中国餐馆，为张学良举办的90岁生日聚会，就是对他在华人群体中已经引起的反应所给予的提示。中国所有的大家族成员，包括蒋介石的孙子，都参加了这次聚会。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及少帅的同情者，也都参加了。

    北京派遣了一位特殊的“专员”会见少帅。他就是吕正操，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军方人士和国会议员。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少帅领导下的东北军里服务，西安事变期间，他就在少帅身边。

    少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台湾的领导人李登辉，他本月晚些时候将与他见面。“我们都是基督徒，”少帅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但他很快补充说，“中共对我一直非常友好。”

    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少帅希望会见布什总统，也许是今天或明天，与他分享他的“一统中国”的梦想。

    包括少帅在内，没人认为中国的统一，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有点儿像个赌徒。他想看看迪斯尼世界，但他的主人们不认为他能去得了。他们带他去了大西洋城。

    “我们在中国赌博，”他说。“但我们没有赌场。我喜欢玩‘21’。” 在纽约，他同一些年轻的华人妇女，玩了一个晚上的扑克牌，也算是一种享受。也许，他想以那样的方式放松放松。

    少帅来美国，与旅美华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他们讨论他的想法。“我不会受别人影响，”他宣称。“我不想做任何与中共或台湾愿望相反的事情。”

    他喜欢圣·保罗的名言：“我是一个罪人。” 少帅说，他也是一个罪人。在中国，许多人对此有所争论。他们认为少帅是一个圣人。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著名美国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主编，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毛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此文原载1991年6月14日《纽约时报》。

 

 

 

 

链接：

1.  海伦·斯诺给张学良将军的信（原文）

2.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文章《绑架者和他的梦想》（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