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翻译家安危先生

翻译工作的苦与乐

----- 从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展厅文字翻译谈起

有人说他是译坛四季常绿的常青树，年过六旬依然奋战在翻译一线，笔耕不辍；有人说他是高校圈里极受欢迎学者，一年到头活跃在各大高校的学术讲坛，每次讲座都是场场爆满；还有人说他是翻译界的无冕之王，凡是翻译界的盛事，他的身影永远闪现在最耀眼的地方。读者称其译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捧起他的译本，似有阅读原作之感”，美国著名作家海伦·斯诺女士用“忘年之交”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却用“苦中作乐”来形容自己的翻译人生，这就是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安危先生。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延安基地建设的核心项目，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已于8月28日（恰巧也是安先生的生日）正式对外开放，游人可从长达1600米的展线中了解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光辉历史。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红色旅游”风靡全国，世界人民渴望了解中国。为使世界各地的访客和国际友人对延安精神有更全面、更深入、更确切的了解，延安革命纪念馆特聘著名翻译家安危担任展厅版面的文字翻译工作。祖国60华诞之际，在陕西省翻译协会，记者约访到了这位被戏称为从“农村稼娃”一路成长为的“翻译达人”，他与记者一同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经”——

 【人物简介】 安危，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席，陕西省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为美国前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及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政要担任翻译，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译文100余篇，出版译作18部，包括《七十年代西行漫记》，《延安采访录》、《我在中国的岁月》、《毛泽东的故乡》等，并撰写出版《斯诺评传》（合著）、,《伟大的女性》、《架桥》、,《交接火炬》等论著，共计约400万字，译著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大奖。1985年被斯诺故乡授予“堪萨斯城荣誉市民”称号，1990年受聘美国枫林学院荣誉教授，1995年荣获美国“二十世纪成就奖”。主要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已被收入《翻译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国专家学者词典》、《国际名人录》（美国）等九种辞书。

翻译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译者的语言功底

丁凌（记者）：安老师您好！圈内人士普遍认为，担当这样一座大型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翻译任务，在国内非您莫属。当接到来自延安的邀请时，您是否想到过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会由您来担当？

安危：很高兴与您见面交流。“非某人莫属”的说法，是言过其实。当然，延安同志请我翻译，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对我来说，也是义不容辞。我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有缘啊！上世纪60年代末，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内容进行大调整，我当时还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被抽调到延安，参加纪念馆新陈列的准备工作。正是那一次的亲密接触，使我对中国革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就一头扎进了延安的怀抱。

197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在王家坪建成，周恩来总理对新馆陈列十分关注，指派邓颖超亲自抓这项工作。我再次被抽调出来，与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一起，参与了展面的文字翻译工作。

1977年，纪念馆被大水冲坏，很多展品都遭到了破坏，我算是临危受命，第三次被派往延安参与馆内的恢复工作。我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打交道，已经有38年历史了，可以说是老交情了。

1971年至1974年期间，我也常带外宾参观纪念馆。作为一名非党史专业人员，我对馆内的陈列内容和很多展品，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

说到翻译工作，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关键：一是理解，二是表达。翻译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译者的语言功底，对翻译内容的熟悉程度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译者对所翻译的内容若明若暗，岂不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吗？ “隔行如隔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丁凌：您觉得自己承担这次翻译任务的优势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两者孰轻孰重？

安危：挑战和优势并存。我可以自信地说，优势大于挑战！为什么这么不谦虚呢？因为我有三大“资本”在支撑（大笑）。第一，纪念馆展出的内容，都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革命实践的总结，在《毛泽东选集》里几乎都有记载。我的青年时代，有一段特殊的时期，我曾经认真、系统、反复地学习过《毛选》，对其中有些篇章，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当年在干校时，我自己还把《毛选》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照着通读过一遍。第二，延安革命纪念馆第二代展馆建成之初，我就参与了陈列的筹备和翻译工作，且不说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情同手足了（大笑）。第三，我从70年代起，就开始了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斯诺夫妇生平最重要的经历是他们1936、1937年在陕北和延安的新闻采访活动；他们的著作，都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这段内容。有了这三大资本“垫底”，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翻译任务就已经事倍功半了。

但是，挑战始终是存在的。首先，这次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国家一号工程，又正值建国60周年之际，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纪念馆本身所肩负的高度政治性不言而喻。陈列内容一旦翻译、制作完成后摆在世人面前，千人看、万人读，每一天、每一年不知道要接受多少双眼睛的检验！这种翻译，与一般的书稿翻译不同，它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展示，side by side地放在一起供访客阅读，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对这样的翻译任务，任何一名负责任的译者都是丝毫不敢马虎的。

翻译前的充分准备，是决定翻译质量好坏的关键一步

丁凌：这次翻译任务和您之前做的翻译工作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安危：之前的很多翻译工作，涉及的专业相对比较单一，每一个翻译任务一般都是同一专业或同一领域的。如果说过去做的翻译是“单项比赛”的话，那么这一次延安纪念馆的翻译任务就是一次“十项全能比赛”了。这次新建成的纪念馆陈列面积为10,677平方米，整个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品以及灯箱、图标、沙盘模型、场景复原、半景画、多媒体演示等现代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13年革命实践活动，涉及到政治理论、哲学、战争、军事、统战、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外交、医学等各个领域，简直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对译者语言功底和背景知识的要求，都是相当高的。

丁凌： 10,677平方米这么大的工作量，整个馆内译文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用了您多长时间？

安危：馆内的文字介绍大约有三万字，需要翻译的只是前言、结束语以及各大部分、各个单元的简介和说明文字，有万字左右。翻译文稿不算长，但我却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完成了翻译、定稿工作。

搞过翻译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翻译前的准备工作是决定翻译质量好坏的关键步骤。尽管我很早就接触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但毕竟过去了30多年，新建纪念馆的陈列也今非昔比，我必须“温故”，方能“知新”。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次的翻译任务，我把告别多年的《毛选》又搬了出来。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胡宗锋教授。39年前陪伴我干校生活的《毛选》，历经几次搬家，早已不知去向了。我拜托胡教授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帮我借了一套英文版的《毛选》，胡教授说，这书几十年都没人动过了，上面堆积了一层灰尘，成了货真价实的老古董。我告诉他，这套书借阅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容我晚还。他笑呵呵的说：“不用着急。这书除了我这次为你借阅外，估计不会有人再借了（大笑）”。

文稿的翻译，我实际上只用了5天时间，但是随后的校阅、反复修改，却是一座难爬的山。文稿中的一些词语、概念和提法，有中国革命的特定含义，绝不能不假思索地“对号入座”。例如：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它的原生形态就是当年在延安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每个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都有它特有的科学含义。…… 延安精神是各个原生形态精神的升华；各个原生形态精神又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段文字里，“精神”二字出现了20次，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等等，这些都是“精神”。可是，翻译的时候难道都译成spirit？当然不行了。如果都译成spirit，不仅没有确切的传达出原文的涵义，而且会给英语读者造成一片混乱，使他们不知所云。如何翻译形成延安精神的那几个原生形态的 “精神”呢？很显然，延安精神是一种涵义博大的“精神”，其他几个原生形态的“精神”，涵义相对具体，涵盖面相对狭窄一些。这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精神”，当然不能都译成spirit了。我查阅了资料，斟酌了好几天，最终选定了legacy，用非物质遗产这层含义来表示那几个原生形态的“精神”，以区别于Yan’an Spirit 的译法。

其实，在翻译过程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译者望文生义、用文字“对号入座”的办法是万万不可取的。 

做一名合格的翻译，仅仅懂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丁凌：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过放弃？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走下去？

安危：没有想到过要放弃。我是一个永不言弃的人，做学问是这样，做人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搞翻译、写文章，速度都很慢。有朋友说我是“追求完美，慢工出细活”。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原因是“翻译心理”有了毛病，有一种职业的责任心在苛求着翻译活动。按理说，搞了几十年口译、笔译，应当是轻车熟路，拿起来翻译就是了，不应当是拖拖拉拉。但实际上是：越翻译，就越感到翻译难，越担心译文出问题。反复校译、反复斟酌，对译文终稿总是感到不满意。所以，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追求完美。当然，追求完美的心理，人皆有之，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

这次任务，翻译量不算大，但是确实很费神，是人们常说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这次任务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一个为翻译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人，能承担这样的翻译任务，本人也深感荣幸。 

丁凌：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概括这次翻译工作的体会，您想用哪个词？

安危：（不假思索的回答）苦中作乐！！

丁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其中的苦与乐？

安危：先说说看《毛选》的故事吧！胡教授把《毛选》给我之后，为了尽早的投入工作，我就像“赶考”那样，抓紧一切时间“复习”《毛选》的相关篇章。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一本《毛选》，逮着空就拿出来看两眼。有一次等公交车，就拿出来瞄了两眼。旁边两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不定心想：这个老头儿真奇怪，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看这种书！（大笑）

苦与乐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形影不离的。苦，是自找的；乐，是苦尽之后的痛快。翻译文稿过程中，有很多专有名词的译法，常常让我抓耳挠腮，有“似曾相识无处寻”的经历，也有“山穷水尽”却无“柳暗花明”的苦恼。

比如，如何翻译 “三三制”。译成“three-three system”，还是译成“double-three system”? 如果把翻译当成一种“文字转换”工作，这样的翻译何尝不可？但“三三制”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呢？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上两种译法，显然与原意大相径庭。因此我译成“three one-third system”， 即“三个三分之一”，这就立刻给英语读者一个清晰的概念。定稿后，我在毛泽东的文章UNITY TO THE VERY END（《团结到底》）一文中，找到了“三三制”的译法，我的译法与其十分相似，只是多了一个词。所以，我就采用了“three thirds system”的译法。

翻译的过程分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阶段，对原文进行透彻的理解，是做好翻译的第一步。仅仅懂外语，是远远不够的；望文生义，很容易闹出大笑话。 

翻译没有绝对的权威，译文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终版

丁凌：从事翻译事业这么多年来，您翻译的版本有没有曾经遭到过质疑？

安危：有啊！海伦·斯诺的传记《我在中国的岁月》1986年翻译出版后，有几处译法，就遭到过上海学者的质疑。不过，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也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至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译文，开馆后，千人看，万人读，对译文总会有不同的评论。我自信我的译文不会出现理解和语言方面的错误。但翻译没有绝对的权威，译文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终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嘛！我希望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世界各国的游客，对延安纪念馆的译文提宝贵意见！学无前后，达者为师嘛！我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也曾经谈起过这个话题，我把我的电子邮箱留给他们，欢迎有疑问、有兴趣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交流、切磋，在一起探讨的过程中相互学习。我也期待通过我的翻译，吸引更多的朋友关注延安，关注陕西，关注中国！ 

丁凌：如果满分是100分，您给自己这次的翻译工作打多少分？

安危：可以得95分吧！如果碰上一位很严格的教授，得90分也有可能吧！我的译文至少可以达到“没错、完整、确切、无误解”的标准，也就是说，‘信’和‘达’做到了，至于‘雅’嘛，我就没法说了，让大家去评论、去打分吧！我会朝着100分的方向努力的！

要想做好翻译，耐得住寂寞也是一种功夫

丁凌：最后一个问题，作为翻译界的前辈，您对广大爱好翻译的青年朋友有什么期盼？

安危：我的期盼是由当前的担心引起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过去30年间，我们的民族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阶段，那么21世纪应该是实现从“请进来”到“走出去”转变的时代，是中国主动向世人展示自己强大实力和丰富文化底蕴的时代。我们的青年朋友更多的应该想想如何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历史，更多地吸收我们的文化，为实现和谐世界铺路架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也催生了金钱至上、物质第一的价值观。现实地面对生活，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安心读书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浮躁，成了很多年轻朋友心境的写照，这的确令人担忧。要想做好翻译，就得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学问，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通向成功的路上，充满形形色色的诱惑和挫折，耐得住寂寞也是一种功夫。远大的志向、坚定的信念、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些才是青年人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翻译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事业，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伟大理想。我真诚地期盼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立志从事翻译事业，加入我们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