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交流较之中印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开始得都晚。在300多年间两国的文化交往史中，除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短暂的“蜜月期”外，基本上是单向性的，即主要是俄苏文学被译介到中国来，这就造成了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远不及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1950年代，由于政治的原因，在俄苏文学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也被大量介绍给苏联读者，从而形成了两国漫长的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双向交流期。

正是由于这唯一的双向交流期对政治的强烈依赖性，造成了其难以避免的短命性：一旦两国关系紧张化，中国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几乎是戛然而止。19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正常化，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19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使中国文学的译介又一次出现逆转。1992—2008年的17年间，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出版的单行本总共只有16本，一年还平均不到一本。（见《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第129页）这就使原本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比较陌生的俄罗斯人更觉隔膜。

我们陕西作为中国的“文学大省”，在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据统计，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出版的各种中国新时期文学选集一共收录了73位作家的152篇作品，其中陕西仅贾平凹一人有10篇被收入。即便是贾平凹，俄罗斯著名汉学家A·A·罗季奥诺夫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的主要代表作还没有或者没有全部译成俄文。………假如他的《浮躁》、《废都》、《高老庄》等等也能有好的俄文译本出版，我敢说其被俄国读者认同的潜在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见《小说评论》2009年第五期第131页）

由此可见，我国的、特别是陕西的文学急待向俄罗斯翻译介绍，这是我国、特别是陕西翻译工作者一项不容推托、不容延宕的紧迫任务。

    与俄罗斯人对陕西文学十分隔膜相映成趣的，是陕西有一大批老中青俄语翻译工作者多年无事可做。而我们陕西译协多年来基本上办成了“英语译协”或 “英德法西日语译协”，俄语翻译、特别是俄译汉的工作与活动同上述几个比较活跃的语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陕西文学的汉译俄，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客观形势所致：众所周知，陕西译协（以及陕西作协翻译组）创建以来的30年（1980~2010）中，除19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到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间的短短几年之外，90%的时间均处于整个中国文学向俄罗斯的译介工作处于低谷乃至停滞阶段，在这样一种总的形势下，陕西译协和作协自然也不可能置身其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陕西译协、陕西作协和中俄友协于2009年9月联合出版的《情系俄罗斯》一书可谓开陕西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它以中俄对照的形式，第一次重点介绍了几十位陕西作家、学者和俄语工作者的俄罗斯情结和文化情怀，将贾平凹之外的一批重要陕西作家的名字（陈忠实、雷  涛、高建群、叶广芩、王观胜、莫  伸）推入俄罗斯人的视野，希望它能成为我们陕西文学走向俄罗斯的一个新起点。

    针对上述情况，我向省译协和省作协提出如下建议：

    1．   要从指导思想上把向俄罗斯译介陕西文学的工作放在与向英、德、法、西、日语世界介绍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2．   在省译协和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和秘书处班子中增加年富力强的俄语翻译工作者，并应重视对俄语翻译家的培养和宣传。

    3．   协调省译协的俄语专业委员会（已设）、文学翻译委员会中的俄语分支（建议增设）和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中的俄语翻译组（建议增设）这三支俄语翻译队伍，使其彼此配合，各有侧重，开创俄语翻译，特别是陕西文学的俄语翻译的新局面

    4．   修订、再版《情系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

    5．   将SLOT计划丛书中的《陕西20篇短篇小说选》的译本，由单一的英译本扩至英、俄两种译本。

    6．   为配合明年的“俄罗斯汉语年”，可考虑仿照《情系俄罗斯》的格式，编译一部题名《情系中华》或《莫斯科---北京》的俄汉双语对照的纪念文集，征集数十篇有影响的俄罗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语言学家缅怀俄中友谊的文章。创造条件，力争2010年底在莫斯科举办《莫斯科---北京》与《情系俄罗斯》（新版）及《陕西20篇短篇小说选》俄文版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向俄罗斯译介陕西文学是两协会（省译协和省作协）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填补以往工作空白的历史机遇，相信两协会领导一定能带领陕西广大俄语翻译工作者在这块处女地上大显身手，做出成绩！

 

 

                            2009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