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危

我和我的同事能在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故乡，出席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的庆祝大会，感到非常荣幸。78年前，海伦·福斯特·斯诺离开塞达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人民的巾帼英雄，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10位女性之一。在中国，海伦·斯诺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中美人民友好的同义词。

海伦·斯诺生前接受过来自中国的不少荣誉，其中包括她1991年荣获的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荣获的“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两者都是中国政府在此之前从未授予过任何西方人的最高荣誉。海伦1997年逝世后，四位中国大使、海伦的朋友代表，从中国各地专程来美，参加了在康州麦迪逊为海伦举行的葬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海伦·斯诺纪念大会。在西安，举办了永久性的“海伦·斯诺生平展览”，摄制了文献专题片，出版了纪念海伦·斯诺的文集。一年后，在海伦生日那天，“海伦·斯诺学校”在西安正式挂牌，海伦·斯诺雕像竖立在校园花坛之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先后成立了五个专门从事斯诺生平和著作研究的学术机构。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海伦·福斯特·斯诺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尊重和爱戴？

一、海伦·斯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记录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　　

海伦·福斯特·斯诺1931年来到中国，当时只有23岁。她聪明、引人注目，想当作家，最初在上海做秘书工作。在那儿，她遇到了埃德加·斯诺，后来和他结婚。斯诺当时还很年轻，是一个还未成名的记者。他们开始一起观察、一起研究，一起写作。他们与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不同，对中国的平民百姓有着相似的感情，这就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写作和行动。　　

在中国大作家鲁迅的鼓励下，海伦和埃德加编译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1936年在伦敦出版。在这个集子里，有海伦写的一篇研究论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是第一篇关于新文学运动的英语论文，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永恒的贡献”。

在北京，他们积极支持1935年的学生运动，帮助点燃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1936年，埃德加首次进入中国西北，进行新闻采访，撰写了他的名著《西行漫记》。埃德加采访归来不久，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也完成长征，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师。红色首都由保安迁移到延安。中共定于五月初在延安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海伦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她要亲眼看一看正在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于是，就决定去延安一趟，采访红军。

1937年春，她来到了国民党严密控制的西安。她鼓足勇气，决定在深更夜半时分，摆脱六名便衣警察的监视，离开西安。她不顾官方的戒严令，冒着生命的危险，跳出窗户，逃离西京招待所，奔赴延安。她认为，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就是要导致这一时刻 —— 从一个女性的观点，记录中国革命的诞生。她认定会一举成功。

海伦与红军一起生活了五个月时间，采访了毛泽东以及许多高级领导人，为她后来写成的好几本书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其中包括她的名著《续西行漫记》。海伦延安之行的成就与意义，在新闻采访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同时，她还目睹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全过程。她撰写下了34位革命家的生平小传，其中包括红军将领、妇女领袖和红军里的“红小鬼”。所以，从1937年到她1997年辞世的60年间，在各个时期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中，都有她采访过的人。

埃德加和海伦的著作，很快被翻译了成汉语，成为中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教科书，也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历史记录。

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生涯介绍到西方世界，海伦·斯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人来说，她是一位女英雄，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她那样，深入中国革命、全景式记录中国革命。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来说，她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某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贡献。

二、海伦·斯诺提出“工合”的主张，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工业合作运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7年岁末，海伦和埃德加回到上海，目睹了日本轰炸上海华阜的狼藉。百分之八十的工厂和车间被日本人破坏。所有通商口岸城市，其状况与上海相差无几，或正在面临被日本轰炸的危险。海伦非常焦急和担心，这些上海市民变成了战争难民，涌向农村，他们可怎么生活啊？她告诉埃德加，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海伦·斯诺想到自己的先辈开拓西部的经历，提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主张，失业工人可以和农民一起，建立小型企业和作坊，自己拥有，自己管理。海伦和埃德加、路易·艾黎一起，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合作社的主张，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

有关海伦首创工合、如何把战时救济与建立合作社组织结合起来，埃德加和路易·艾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工业合作 — 数以百计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小作坊在全中国兴起，是尼姆·韦尔斯脑力劳动的产物…… 如果没有她的坚强信念和热情，这一场运动就不可能发生”。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正式成立之后，数以千计的工业合作社在全国相继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被合作社大批地生产出来，及时地、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前线军民的需要。斯诺夫妇没有像路易·艾黎那样在现场组织合作社，而是不知疲倦地开展求援活动，在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措资助。这些活动，都是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海伦和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筹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战时救济金。

海伦·斯诺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1940年纽约出版），是一部唯独仅有的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为其写了前言，把它作为印度工业发展的教科书。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待遇，被印度誉为“工合皇后”。

系统孵化合作社的工合制度，在没有文化的广大农民之中，大规模地培育自己管理、发展经济的模式，是20世纪发展合作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海伦·斯诺坚信，工合可以成为不同政治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桥梁；工合也是在中国基层建设民主的好办法。

合作社的箴言“工合”（意为‘一起干’），后来成为美国语言的一部分。这个词汇成为二战期间埃文斯·卡尔逊指挥的、美国著名的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口号。卡尔逊是‘工合’事业坚定的支持者，他借用了合作社的这一箴言。工合一词，后来在美国语言里被用以表示‘精神饱满’、‘生机勃勃’的意思。

中国工合，是海伦·斯诺终生兴趣的所在。她在1984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回忆道：“我花费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和精力，想方设法使工业合作社得以生存和发展…… ‘工合’项目本身，就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力。无论它多少次地被认为‘无望’和‘不可能’而遭放弃，‘工合’却一次又一次地东山再起”。…… 工合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复兴的时候，海伦·斯诺理所当然地为它喝彩，并且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新组建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的一员，直至她辞世。

由于她在创建‘工合’工业合作社中的重要作用，海伦·斯诺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三、海伦·斯诺没有按她的计划完成一部“美国重头小说”，却为沟通子孙后代、沟通西方和东方世界，撰写了64部著作和手稿

        海伦从8岁起，就一直想当大作家，这也是她去中国的主要目的。但是，在整个旅华岁月期间，斯诺夫妇就像一个小团队一样，一起从事了许多不同的工作，也包括《西行漫记》一书的写作。海伦花费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鼓励埃德加旅行采访、从事写作；她包揽了家里的一切杂务，以便他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宏伟计划和努力，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搁浅。

        1941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他们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欢迎，从普通民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都把他们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同年春季，他们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小镇购买了一座古老的小农舍，在那儿过起宁静的生活，从事他们各自的写作。

 在那些战乱的岁月里，埃德加担任战地记者，斯诺夫妇总是离多聚少。到了1949年，埃德加和海伦都认为，是他们各奔东西的时候了。同一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人大有惊魂落魄之感，美国政府与新中国断绝了一切联系。大约就在此时，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海伦不再被看作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而被认作共产党的同情者。此时的海伦，被她自己的美国抛弃，与她可爱的中国切断了联系，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

 在这对患难夫妇中，埃德加尤为显眼，最后终于被赶出美国。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移居瑞士，直到1972年去世。海伦一直独居在康涅狄格州的农舍里，与大自然为伴。她坚持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出版的问题。她年复一年地坚持写作，最后写成了64部著作和手稿。

在整个冷战期间，海伦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不仅靠读书，最重要的是凭她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像海伦这样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在西方学者中是不可多见的。她的著作充满目击实录，对那些不能身临其境的学者来说，就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源泉。 

四、海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贞不渝的朋友，是中美两国之间重要的桥梁

海伦报道的方法和角度，几乎与她所有的外国同行不同。其他人都是聚焦中心城市，报道美国支持的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然而，海伦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中国农村，去了解日益发展的支持共产党的民众运动。她与众不同，最先预见到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危险性；她对中国形势走向的客观了解，使她洞察未来，为历史而信心十足地去记录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海伦客观公正的报道，取决于她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她初到中国，就目睹了中国的大饥荒，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她亲眼看到毁灭性的长江水灾，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使12万人沦为难民，涌进上海。她冒险深入中国腹地，目睹了中国农民贫、病交加的惨状。短短几个月后，日本就侵占了上海华阜。海伦眼睁睁看着战争在自己的门口发生，她日益觉醒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空前提高了。海伦对中国人民恪守承诺的意识增长了。她在中国的使命不仅仅是写作了，她确信，中国人迷住了她的心，她不得不代表这里的人民采取行动。

  海伦和埃德加·斯诺与中国的作家、青年学生合作，翻译、出版了一部中国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取名《活的中国》，这些作品描述出一个仍然有生命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被认为正在死去的中国。对中国左翼文学的这一学习和研究，为海伦在学识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频繁接触，使她明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反对法西斯主义；必须寻找一个可行的办法，把全中国团结起来，把中国带入20世纪。海伦认为，资本主义看起来很理想，但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对具有合作思想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日益流行，尤其是提倡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妇女解放、废除可怕的“缠脚”习俗的运动，引起了海伦的极大兴趣，她期望一种能够把民主与社区结合起来的政治选择。

  北京是学生运动的温床，海伦和埃德加很快地被吸引进去了，他们不仅报道学运，而且积极支持学运。海伦在北京学运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她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学生，作为他们秘密开会的地方；她给学生出谋划策；她利用她在新闻界的关系，传播学生的观点，甚至教学生如何去宣传他们的运动。海伦是外国人，她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给了她许多自由，而学生们却没有。她能够不受任何影响地报道学生的活动，包括在颇具影响的《米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文章。她的写作倾向，很可能葬送她成为名记者的机会，然而，她更珍惜她积极分子的地位，她宁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愿成为一个被动的、历史的观察者。

海伦无法重返中国达30年之久。但是，中国在她的心里，她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及其未来。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时，海伦于1972年、1978年两次重返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工业合作社在中国也得以恢复。海伦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有人告诉我，中国仍在‘摸索着前进’。中国出于自身的需要（如果不是出于选择的话），仍在实验，仍在改革。她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可是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其它的历史上的西方制度”。正像海伦预见的那样，30年后的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成功地前进。

海伦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架桥者，在她热爱的两个国家之间架设理解与友谊的桥梁，一个是她自己的祖国，一个是她认同的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她的名字并不为许多美国人所知。只有越来越多的她的美国同胞知道了她的生平故事，了解了她为什么深切地期望并终身为两国的友谊而工作，海伦对人类的全部贡献才会凸显出来。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两个国家，一直处于相互猜谜之中的两个国家，就有可能完成海伦·福斯特·斯诺70多年前开始建造的这座桥梁。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10多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解了海伦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及其价值。今天，在海伦·斯诺故乡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就是在美国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的生动写照。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的评论，结束我的讲话：“斯诺夫人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让她的一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大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