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危·

　　11月24日，我正在安上村参加支委会全体会议，研究今冬明春的几件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黄华老2002年给“爱心友谊工程”的题词镌刻在石碑上，明年4月竖立在校园的花坛里。突然，新闻里却传来黄华老辞世的噩耗！我感到非常震惊，一股悲凉涌上了心头！
　　去年，我们同北京的朋友们都说好了，要为黄老庆祝百岁大寿，黄老还笑呵呵地说：“希望能这样”。黄老啊，您都答应了，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地走了呢！
　　在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黄华是中国的一位大官，是一位日里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像我这样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能见他一面也许都不可能，怎么能同他有20多年的交往呢？由于黄华老与许多官员不同，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黄华老身居高位却心系大众，是一位爱憎分明、清正廉洁、忠于友谊、平易近人、服务人民的好领导！
　　我第一次见到黄老，是在1971年，黄老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延安的时候，我远远地望见他陪同斯诺参观。1985年7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多次近距离地接触过黄老，聆听过黄老的讲话。参观萨拉齐的那天早晨，当我自报家门，向黄老问好时，黄老有点儿惊喜地看着我：“你就是安危！海伦·斯诺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老，听说我三周后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哈特福德待一年，业余时间将协助海伦·斯诺整理她的手稿和文献资料，黄老非常高兴，并要我与三S研究会秘书长刘力群同志联系，安排我出境前去见他，他有话要对我说。我真是又惊又喜，简直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那是1985年8月下旬，我提前两天到了北京。我记得是我出境前的那天下午，我如约拜访黄老，按力群同志给的地址，前往黄老的住宅。门警的询问还没有完，徐秘书就笑盈盈地出来迎接我。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与宣武门一带的高楼大厦相比，这儿就显得特别安静和惬意。徐秘书把我领进黄老客厅时，黄老已经出来站在那儿了。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中央领导，心情确实有点紧张。
　　“安危啊，你来了就好”。黄老一边说，一边要我坐下。他那慈祥的面孔，微笑的表情，平易近人的举动，把我的紧张心情一下子都赶跑了。我镇静了许多，就像见到父辈的长者一般。黄老一边喝茶，一边缓缓地谈起来。
　　“你去美国能待一年，很好啊。你要设法见见海伦的医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看看她能否长途飞行。如果健康允许，再征求一下海伦的意见，看她原意不原意到中国来。我们准备把她接过来，找一个她喜欢的、比较安静的地方，便于她写作。当然，我们会给她配备秘书、厨师和保健医生的”。听着副委员长的这一席谈话，我既感动，又兴奋。老革命牵挂着老朋友，这是一种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友谊啊！如果海伦能到中国安度晚年，该有多好啊！
　　黄老接着说：“还有，堪萨斯城想与西安结为友好城市，王炳南会长答应了，我也答应了，有机会你到那儿跑一趟，了解一下情况，给西安市做做工作，把这件事尽量促成”。这时，我才意识到副委员长在百忙中接见我，是要交待我去办两件事。我一个小小的翻译，能接受副委员长直接交代的任务，真是受宠若惊，感到无比的光荣。
　　在这次接见中，黄老还问了我许多关于西安的情况，但是，黄老谈得最多的，还是海伦·斯诺。一谈起海伦在燕京大学、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的情况时，黄老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原定半个小时的接见，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我记得我利用黄老喝茶的间隙，先后插了三句话。我说，丁玲访美文章《海伦的镜子》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凡是知道海伦的老同志，对她的生活现状很同情、很关心。人民日报内参刊登的一名在京美国专家的文章却说‘海伦故意哭穷’；上月呼市研讨会上，个别同志对研究海伦生平还有不同意见。
　　黄老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海伦！30年代，当海伦冒着生命的危险，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黄老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到了美国后，我在海伦78岁生日的那天，就是9月21日，向海伦转达了黄老的建议，海伦高兴得笑了起来。她说：“黄华总是惦记着我这个老朋友，我真的很感谢他！我在这儿已经住了40多年了，习惯了，我还有许多写作计划，但我的日子不会很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啊。中国现在要大发展，哪儿还会有‘安静’的地方哟”。海伦婉言谢绝了黄老的邀请，实际上是不想给中国添麻烦。可是，海伦的健康状况当时已经很不好，生活虽然还能自理，但行动已经相当困难，除了心脏不好，常用氧气瓶外，腰腿疼痛使她整夜不能休息。她不吃早饭，午餐是镇上的老年服务中心配送的，她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当晚餐用。海伦的生活确实很艰难，但她多次拒绝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驻纽约领馆的资助，这一点，黄老给我也说过。又一次，我同海伦聊天中得知，她的自传在美国出版后，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赔了钱。她是作家，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出版商给她支付稿酬，她都会乐于接受的。
　　我立刻给黄老写信，汇报了海伦的情况。鉴于她的传记《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文版，在国内即将面市，我建议黄老能否以‘支付稿酬’的方式，接济一下海伦。两个月后，海伦收到了北京寄来的5000美金稿费，老太太非常高兴。后来从刘力群同志的来信中得知，黄老接到我的信后，立刻让三S研究会去落实这件事。当时，国家外汇贮备不像现在这样充裕，审批外汇卡得很严，5000美金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件事，研究会之所以能办得这么顺当，连海伦也猜想到其中的原因。

黄华和梁于藩大使专程看望海伦·斯诺

安危在上海会议期间与黄华合影

黄副委员长当众说：“安危做了一件大好事，海伦感谢他，我们也感谢他”。

亲自参加老友葬礼，讲话感人肺腑。

黄华在《架桥》一书的扉页上，为译者安危题词签名（麦迪逊，1997年5月）

　　由于黄老不能参加5月7日在洛杉矶举行的“海伦·斯诺追思会”，便与何理良同志一起，为追思会写了一篇讲话稿，要我带到洛杉矶去。
　　黄老离开美国后，谢莉尔夫妇和我在加州、犹他州多次讨论10月份在中国的纪念活动。西安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一个纪念文集、制作一部电视片、在八办举办永久性展览《伟大的女性》；纪念大会包括文集首发、电视片首映和展览开幕。北京的纪念会虽然只有两个小时，但极为重要，将代表中国官方对海伦的评价。谢莉尔夫妇已经听说，中方可能会在对外友协的礼堂举行追悼会，但他们总觉得不能表达海伦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他们对我说，能否像当年对待埃德加·斯诺那样，在人民大会堂为海伦举行纪念会？我对他们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官方1991年把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了海伦，1996年又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这两项都是中国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不过，还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提请给一位了解海伦生平和贡献的最高领导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谢莉尔夫妇决定给黄华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夫妇远渡重洋，亲自参加海伦的葬礼。同时，给黄华提出他们的建议：能否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为海伦举行纪念大会，因为海伦一直把西安、延安、保安看作她的“第二故乡”和“斯诺之乡”。若能如此安排，海伦就可以与她热爱的中国人民以及她的老朋友们进行最后一次心灵的聚会。
　　1997年10月14日，“国际友人海伦·斯诺纪念会”果然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举行了！国家领导人雷洁琼、何鲁丽、首都各界代表、海伦生前友好、美国驻华大使代表以及专程来华的美国“海伦·斯诺代表团”、海伦家人以及在京国际友人等300余人出席。黄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谢莉尔等在会上先后发言，缅怀海伦的历史功绩，高度赞扬海伦为人类进步事业和中美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事后，谢莉尔兴奋地对我说：中国的古语‘心想事成’真的很管用。我笑了笑说：是啊，这也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如果你们没有给黄华写信，纪念会不一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黄华会见美国环球志愿者队长史琳达

　　我记得在2002年农历正月十五，我给黄老写了一封长信，邮寄到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请舒章副会长面交黄老。我在信中汇报说：由一批美国对华友好人士集资捐赠、美国环球志愿者总部出面组织、省翻译协会的斯诺研究中心和中美文化研究会配合实施，将于2002年4月启动“爱心友谊工程”，为陕西省扶风县援建一所小学。工程项目将包括教学楼（12个标准教室）和一个三层图书楼，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这个工程的启动，使美国环球志愿者在陕西历时六年的义务服务项目，在第七年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不仅是美国友人捐赠给“斯诺之乡”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教育设施项目，而且也是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一个象征。陕西省委、省政府对这个项目很重视，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贾治邦3月10日亲自批示并题词：友谊的结晶，爱心的融合。工程奠基仪式定于2002年4月10日举行。为了支持这个项目，祝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历史上的这一善事，我代表美国环球志愿者和安上村1700名村民和小学生，请您在百忙之中泼墨题词，不胜感激。

“一二·九”运动75周年纪念日
忆写於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