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麦笕街到南稍门

 

    译协办公室有一张老照片，我每次走过，都会情不自禁地去看看它。前排就坐的老前辈，许多已离开人世。后排站立的那些青年，如今都归队“古稀”。这张难忘的黑白照片，是1980年11月2日在北院门市府礼堂前拍摄的，是陕西省译协成立大会的合影。张治平院长炯炯有神的目光、田克恭副会长那慈祥的面孔，好像还在向我们讲述着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1980年暑假，我接到单位通知，去外语学院参加一个关于翻译工作的会议。到了会场，才得知是关于筹备建立翻译协会的事情。参加会议的人不多，有省情报研究所、邮电10所、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大概有八、九个人。吕瑞昌老师主持会议，张治平院长出席并讲了话。我当时30多岁，却是外事口的代表，兴奋之中，深感责任的重大，也乐于为母校老师跑腿，承担了这次筹备会布置的两项具体任务：在外事口发展第一批会员；参与起草成立大会的有关文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11月2日在市政府礼堂举行了译协成立大会。在此期间，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青年人受到重视，‘论资排辈’在译协被淡化了。当时规定的入会条件是大学外语本科毕业，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两年实践经验。省外办有一名刚从北二外毕业的年轻人，名叫倪娜，按规定，需要两年后才能入会。在确定第一批会员名单时，吕老师说：“外办的年轻翻译在第一线工作，都可以入会，不受资历限制”，于是，倪娜便成为第一批入会的最年轻的会员。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不到15人，张院长、吕老师竟力主提名我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使我受宠若惊，难以置信。两年后的1983年，吕老师又提议，让我接他的班，做省译协的秘书长。‘多给青年人机会’，是陕西译协一成立就确立的指导思想。30年来，理事会更迭了六次，秘书长轮换了三次，这一优良传统却始终如一地传承着，发扬光大着，所以才有张少一、穆雷、田艳、傅强等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走出陕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陕西译协刚成立时，条件非常艰苦，是个典型的“三无”协会，无人无钱无办公场所，尽管借别人的办公室在麦笕街82号挂了牌子。当时，政府开始允许成立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政府也没有明确哪个具体部门管理这类民间组织。译协就像一根青藤，不能直立成长，必须“挂靠”一个实体单位。于是，译协就‘挂靠’陕西省外办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直至上世纪90年代。尽管如此，协会常务理事会的成员热情很高，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新成立的译协，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筹备，于1980年11月16日在莲湖路西安小学办起了全省第一个英语口语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学员大概有40名，都是有一点儿英语基础的人，学制两个月，每人交学费6元，用于支付教室租金和打印教材。由于是口语培训，又着重日常会话和旅游，吕老师提议、秘书处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这个培训班的英语教师，晚上授课，每周三次，每次两个钟头。没有教材，要我编写。我记得编写了12讲，每讲一个题目，都是对话形式，一共只有七、八句话，涉及到的生词不超过10个，但又是最基本的。当时的课堂教学，主要是练，反复练，每次到第二节课时，大多数学员都能把对话背诵下来。有两位学员，对我印象很深。一位是协会的会员、西安矿业学院俄语副教授林先生。‘文革’复课后，他改教英语，语音、语调困难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根本不会说英语，照本宣读，也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呢”。参加了这次培训后，他“敢讲英语了，也开始在课堂上用英语讲课了”。80年代末，听说他调到福建林学院做英语教授了，还托人向我问好。大概是1998年前后吧，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说她是我的学生，从省译协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她在西安秦都酒店做总经理，咨询有关出国的问题。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位女士是谁，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急忙说：“安老师，80年，西安小学，你给我们教口语”。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她还告诉我当时班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一位去美国读学位，一位在广州作对外贸易工作。

    译协初期，按语种组建了各个分会，我负责英语分会的工作。为了互通情报，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络，1981年夏，英语分会的第一份蜡版油印的《英语简讯》创刊了，这也是译协第一个内部通讯。我记得第一期刊登了一条消息：会员余朝明把电影《双城记》译成汉语，并简要介绍了余朝明的情况。多年后，担任西安国旅总经理、省译协副主席的余朝明，还提起过那条消息，当时对他是多么鼓舞。30年来，余朝明对译协情有独钟，对译协的工作总是给予大力的支持。当初的英语分会人多势众，也很活跃。1982年冬季，在西安宾馆举行了译协历史上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多份学术论文，田润民、张复星等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1980年代后，翻译的重要性愈加明显，但社会并不认同。如果翻译协会都不说翻译重要，还有谁肯挺身而出为翻译事业呐喊？！我1985－86年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受到美国各种“名人录”的启示，回国后在译协建议，我们能否编辑出版一本类似的“名人录”呢？这个动议一提出，就得到热烈的响应。外院的张明诚、王树昌老师主动请缨，担任主编，开始了艰辛的、历时两年的编撰工作。承蒙我们的老校友、新华出版社杨春华总编的大力协助，陕西译协主编的我国第一部 《翻译家辞典》，于1989年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这部辞典收录了我国古今500名翻译家以及曾经旅华的30名外籍翻译家。但这本辞典收录的古人偏多，今人太少，许多会员看后感到“不解馋”，对今人和后人起不到应有的鼓舞作用。于是，译协秘书处又酝酿编辑一部介绍当代翻译家业绩、带有故事情节的可读性著作。这一次，是两位副秘书长戴明瑜、马珂披甲上马了。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第一部译人传记集《译苑人物》于199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译协10岁时，我们的办会宗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了：“以学术活动为中心，出成果，出人才，见效益，在译字上狠下功夫”。协会领导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进，年年要有新成果，但不重复我们自己。所以，译协敢为人先，创造过许多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两个第一：我们率先于1989年举办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翻译学术研讨会，海伦·斯诺听说后，为会议发来热情洋溢的贺辞，以她1930年代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对翻译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年轻的中国翻译家寄托了厚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无不感到荣幸和鼓舞。1990年，我们举办了国内第一个翻译成果展览，以大量的著作以及图表照片，展示了陕西译协10年学术成果，使广大会员耳目一新，从中得到了鼓舞，产生了紧迫感；让社会各界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了翻译及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创始会员，本人目睹并亲身经历了陕西译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译协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协会有3,000多名会员，团结了全省数以万计的翻译和外语工作者，为陕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更是由于翻译协会把翻译与其他专业嫁接，如虎添翼般地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喜剧美学研究、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研究方面，在全国范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向习惯于当“传声筒”的翻译们，把自己掌握的外语作为工具，开创‘民间外交’，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教育、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其中最具影响的一个，就是“美国环球志愿者服务项目”。在市场经济左右一切的当今时代，之所以能有一批忠诚的志愿者，在翻译协会这个“精神家园”里默默耕耘，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里还有一片净土，有着平等、民主和学术争鸣的自由氛围。

    30年了，译协终于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但我们难以忘却在东三路、东大街青年会以及八里村“一间民房干革命”的情景；在草场坡租房办公、艰苦创业的经历，也好像就在昨天。

2010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