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省译协30岁生日贺卡上的话

 

陈孝英

 

    译协欣逢“而立”，而鄙人已逾“耳顺”。耄耋老人向年轻小伙祝寿，是因为那后生不仅发育得健硕俊朗，而且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春天。

    幸运的是，陕西翻译人的春天和我们民族复兴的春天重合了；陕西译协的30年和我们祖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重合了。

    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即1950年代入学的大学生），是与改革开放共生、共长、共荣的一代人，我们这些人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事业、真正的梦想，都是在这30年间开始的，也是在这30年间完成的。

    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

    读《青年文摘》2010年第16期，卷首语的标题赫然跳入眼帘：

    “让蜜蜂去翻译吧。”

    让蜜蜂翻译？不错，是蜜蜂。我好奇地读下去。原来，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几十年来，某小镇的居民历尽苦难与不公，但那里的人们始终“欣欣然地生活着”。小镇的入口处高高竖着一块碑，可视为他们的人生宣言：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的原委，交给自然界的犁铧去解说吧；

    “花开花落的声音，让蜜蜂去翻译吧；

    “我只愿每天翻土、施肥、播种，在心里种一株属于自己的花……”

    读到这里，我不禁从业余翻译家“蜜蜂”联想到我们这些专业翻译人。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翻译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地位开始有所改变，但对其价值的认定及其物质和精神领域的生存状况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轻视、漠视乃至岐视之风仍时有耳闻。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例如比较喜欢独立思考、对当下社会具有批判精神的那一部分，思想比较前卫、对西方文明比较崇尚的那一部分，更容易被另眼看待，甚至被打入另册。

    不幸的是，由于受专业性质的影响，翻译人中有不少即属这两类。不仅如此，翻译人还无法回避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翻译”的认识至今仍与文明世界远未接轨，在相当一部分不学无术的权贵和大亨眼里，翻译人只不过是胼手胝足的匠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然而，多年来，面对物欲横流的大潮、不屑的目光和菲薄的待遇，广大翻译人仍痴迷于青年时代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坚守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人生信念和那个小镇的居民一样：“让犁铧去解说吧，让蜜蜂去翻译吧”，我要做的只是“在心里种一株属于自己的花”。在他们眼里，一切荒唐和不公都是如此的云淡风轻。他们对待磨难和挑战的态度既不是逃避，更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令人肃然的坚守与自尊！

    记得新时期伊始，当中国知识分子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曾经感激涕零，因为我们的社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终于从荒谬回归常识，知识分子终于从“异已”力量变成“自己人”。但后来又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不免心生疑窦：知识分子既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承载者，那就不应该是工人阶级中普通的一部分，而应是其中优秀的、“先知先觉”的一部分，是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追求、更有创造力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里应该再补充一句：翻译人由于同时接受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直接熏陶和交叉影响，他们往往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仅以语言文字为例。文化评论家韩浩月曾指出：“翻译是比创作更显语言功力的事情。”学者王小波认为，翻译家创造了“中国最好的文学语言”；还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五·四”以来中国文人驾驭现代汉语所达到的自如、优美境界，最高的当属翻译家，学者次之，再次是作家。）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像辛勤尽职的“蜜蜂”一样，日复一日地捕捉和传送着人类文明之花开开落落的声音，对他们的种种偏见与不公早就应该认真地加以纠正了！不知我们思想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者以为然否？

    译协走过的辉煌30年，也是我本人一生中最富创意、最有声色的30年。

    这30年中，我们先是从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走向望眼欲穿的民主之梦与自由之梦；然后又从计划经济的体制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盼望已久的市场经济之梦。正是这样的大背景，成全了我的两个梦——俄语梦和喜剧梦。一方面，我继续从事发轫于青年时期、被封杀于中年时代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与此同时，我将外语之桠嫁接到文艺美学之干上，以俄语为工具，以俄苏文学研究为基础，创立了“喜剧美学”学科，并使之走向市场，探索喜剧产业化之路。

    由于后者着力较多，影响较大，于是有些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喜剧就是鄙人的“真爱”。其实，选中喜剧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主攻方向，乃是一种理性的抉择，而非情感的指向。真正令我心驰神往、魂牵梦  萦的，还是我年轻时所作出的选择——翻译。有鉴于此，我曾不止一次对友人和媒体戏言相告：

    “喜剧只是我的婚姻，翻译才是我的初恋。”

    呵，初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包括感情领域的，事业领域的，学术领域的。

    我永远像对待初恋情人一样地回忆起那位靓丽奔放、金发碧眼的格鲁吉亚姑娘。大学时代与她整整两年的俄语通信，差点儿成就了一个跨国恋的传奇——尽管从相识至今的半个世纪中，我跟她始终无缘谋面。

    我永远像对待初恋情人一样地热恋着俄语。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富有节奏感、最迷人的语言。尽管已多年不说了，但一有机会还是渴望当众背诵高尔基那摧枯拉朽的《海燕之歌》；来华讲学的俄国教授称赞我的俄语发音，我竟兴奋得像是荣获了什么大奖似的；时至今日，我听前苏联功勋演员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朗诵唱片，居然还能掉下眼泪。

     我永远像对待初恋情人一样地苦恋着翻译。自从上大学时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如果称得上“译作”的话，因为它全文还不足200字），我的翻译之旅从未止步，从文学作品译介到理论著作翻译再到翻译研究和编纂汉俄对照读物，它们为我的喜剧美学探索和人生之旅打开了一扇扇不断吹进新鲜空气的天窗。

    正是这种渗入血脉的恋情，铸就了我那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

    唯其如此，1987年和2001年，我才会和一批“译痴”一起，自掏腰包，义务劳动，先后创办了短命的《译丛》和长寿的《译苑》；

    也唯其如此，2009年，我才会抱病联络省内外一批作家和俄语工作者，在短短9个月内，夜以继日地“抢”出了那本汉俄对照的50万字纪念文集《情系俄罗斯》（后又组织力量完成了第二版修订本），并整合各方资源，通过百米冲刺式的“三级跳”，终于在共和国纪念中俄建交60周年的庆典举行之前的最后一刻，将它径直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送到欢迎俄中友协代表团的国家招待会上，送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手中。

    贾主席对《情系俄罗斯》的赞扬、陕西省委宣传部的表彰和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授勋嘉奖，说明两国的政府和文化界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交流断层之后，终于又回过头来，重铸文化互融、文化互补和文化互信，我们自青年时代哺育起来的“俄罗斯情结”，终于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盼来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我们这一代俄语人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

    译协30年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培育出一支有理想、有勇气、有实力并有实绩的翻译队伍。

    外语专业、翻译职业，还有那些像传道士般的外籍教师、外宾和外侨，以西方的、现代的价值观、审美观、知识观、人才观潜移默化地濡染着这支队伍，使他们有幸成为最先“得月”的“近水楼台”和最早“知暖”的“春江之鸭”，使他们在我们这个“划牢自宥”（茅盾语）成习、封建传统根深的国度中，较早地接触到“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博爱”的普世观念，较多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性需求，更强烈地渴望独立思考和“实现自我价值”，更执着地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尊严，具有更为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绅士风范和“知识分子精神”。

    在这30年间乃至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位享誉世界的大翻译家成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分子铁骨铮铮的典范。

    1992年6月，著名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翻译家兼世界古文字权威季羡林顶着重重压力，在《牛棚杂忆》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奏曲”进行了大无畏的拷问：第一问，“这一次所谓‘革命’”，我们“吸取了教训没有？”“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第二问，“‘文革’过去了没有？”“并没有过去。”第三问，“受害者抒愤懑了没有？”“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文革”已结束35年了，像先生这样敢于向当朝政府处理“文革”遗产的方针提出如此尖锐的置疑和批评者，几十年来在大陆似不多见。

    1981年10月，在批判《苦恋》的高潮中，著名英语、俄语翻译家兼作家、语言大师巴金以同样大无畏的勇气，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直言相谏：“中国的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和他的《苦恋》。”自从梁漱溟于1953年9月和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同台上演了那场以死谏诤的历史悲剧之后，巴老在大批判的“风头”上又一次向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当面苦谏，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久违的魏晋风骨。

    回溯到1953年11月，著名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语翻译家兼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邀他赴京就任该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居然提出了担任所长的两个触犯天条的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理由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先生“以生死力争”思想自由，结果不仅永远关闭了通往北京以及通往飞黄腾达的大门，而且在此后愈演愈烈的精神炼狱中不惜将自己脆弱的生命之舟撞得粉碎，也要将他陈寅恪式的“尊严”坚守到最后一刻。这就是我们中国翻译家的骨气！

    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反胡风和“反右”时，有关部门要著名俄语翻译家兼俄苏文学研究专家草婴写文章批判他的两位译界友人——批斗对象满涛和“右派分子”傅雷，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因为他“不能昧着良心”做事。他说：“知识分子要有5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和胆识。”1975年，在灭绝人性的“劳动改造”中，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翻译家那只有90斤的身躯中的胸椎骨，他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断。”草婴，中国翻译人的骄傲，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脊梁！

    和那些胸椎骨没断，脊梁骨却早就断了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见得还少吗？）相比，陈寅恪、季羡林、巴金、草婴确可谓“大写的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种人的“大写”和“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善于“先知先觉”，而且敢于“为民请命”，勇于对当朝政权和现存制度的不完善部分提出自己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忧患、忠告乃至抨击和批判。他们明知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他们宁愿折断胸椎骨，也决不能断了脊梁骨！

    也许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很难达到陈寅恪、季羡林、巴金、草婴的境界和胆略，但既然同为翻译人，拥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我们和他们所崇尚的文化理想、文化信念、文化性格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将它概括为“别一种色彩的文化人格”，他在发表于《译苑》的一篇评说鄙人的序文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解读：

   “在我的印象中，从一开始，孝英的文化身份就不属于那种传统的国学知识分子。……这从孝英和他外院的师生以及翻译外事界朋友们构成的那个文化群体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个群体和传统国学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在古城长安的文化彩图中属于别一种色块。他们绝对是思考者，又绝对是行动着的一群，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自如出入；他们绝对执着，却又绝对不板滞，常常将学识和智慧并用着去达到目的；他们绝对坐得下冷板凳，又绝对不守株待兔，不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多视角多思路多方位地推进。”

    “在我的印象中”，平和、儒雅的云儒好像很少使用“绝对”这类“最高级”词语；但他在这里异乎寻常地一口气用了6个“绝对”，却似无绝对化之虞。肖评论家可谓我们这群翻译人难得的知音。

    他所说的“别一种色彩的文化人格”，突出地体现为这个文化群体对“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对学术自由的执着追求。我亲历的两件小事至今刻骨铭心。

    1986年，省译协增选我为副会长。时任秘书长的安危在酝酿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大家搞清楚，不是陈孝英需要译协，而是译协需要陈孝英。”事后此话辗转传到我耳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聪明绝顶的秘书长（那年安危才40岁出头，但已提前谢顶），仅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拉上了译协这艘当时还是满目疮痍的“破船”。从此，我便义无反顾地为之摇唇鼓舌，奔走呼号，一连做了20多年的义工，竟乐此不疲。

    本世纪初，我应约为《译苑》创刊号写了一篇千字文《卷首语》，有人担心其中某些提法会惹恼有关领导。又是那个安危（此公这时已荣升常务副会长了），还有一个叫马珂的后生（此时他已接任安危的秘书长职务），相继拍案而起：“我们是学术团体，不是衙门，连这点儿血性都不能有，何谈学术自由！”经“安前马后”这两锤定音，拙文才得以“拨开乌云见青天”。

    安危、马珂等一群翻译人因工作之需和语言之便，经常出入欧美世界。特别是安危，朋友们戏言，他去趟美国，就好比我们去一趟陕西的兵马俑，至多是去北京的八达岭长城。西方的、现代的文化观念深刻地浸润到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之中。陕西译协之所以能在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恶性竞争中团结一批同道者，躲过一个个暗礁，闯过一个个险滩，为自己不断开辟前进的航道，恐怕与这个具有“别一种文化人格”的翻译群体多年来力倡并力行“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不无关系。

    新时期30年中，我曾有幸参与了陕西和北京若干文化品牌的创建，其结果可谓忧喜参半：

    ——“喜剧美学”一路闯关夺隘，今天虽已初具规模，然步履仍不免蹒跚。

    ——《喜剧世界》和《周末喜相逢》先后“城头换了大王旗”，尽管两面旗下均不缺吃粮人，但那旗与鄙人当年创始之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自传《喜梦成真》中，我曾借台湾歌手潘玮珀的歌词呼出了心中的隐痛与无奈：“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自从1996年举办了第八届之后，连续失踪了14年，时至今日，居然连一份“阵亡通知书”也没见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陕西译协”就像一座铁塔一样，始终笑容可掬地安坐在乱花纷飞的中国学林之中，而且不断实现新的超越：既超越了自己的一个个昨天，也超越了一个个兄弟品牌的今天，从而成为陕西学界和中国译坛上一个含金量颇高的黄金品牌。

    那金光灿灿的品牌上闪耀着几代翻译人的汗水和泪水、笑靥和呐喊，镌刻着几代翻译人的光荣与梦想、初恋与情殇。它怀着“而立”之年青春的活力和虔诚的尊崇感，向同代人、向我们的后代骄傲地宣告：

    翻译依然神圣；

    翻译永远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