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管理的思考

作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入选作品，《青木川》的英译可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丛一开始，本书的翻译工作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特别是得到了陕西译协领导层的重视。从本书开始翻译之初，安老师就亲自介入到翻译工作中，为本书物色到了一位资深审稿人，并充当了译者和审稿人之间的协理员。安老师做了粗略的统计，在本书翻译期间，他本人向陕西译协马秘书长、译者、编审共发送了近500封电子邮件。我个人在本书翻译期间与安老师、杜丽霞老师、刘丹翎老师还有审稿人比萨奇先生的来往邮件也达到了近百封。这说明译者、协理员、审稿人在翻译过程中的沟通对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叶老师文学功底的深厚和生活经历的丰富。《青木川》的语言丰富优美，词汇跨越各个领域——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地理、饮食、民俗、教育、医药、巫术、宗教、机械、建筑、文化、戏剧等无所不有。一部《青木川》犹如一部中国文化的饕餮盛宴，精彩之处令人目不暇接。正因为如此，《青木川》的翻译也面临一定的挑战性。首先，要将叶老师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就必需读透小说的中文，否则就很难把小说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信息完备地传达到英文中去。

以下是本书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词汇、典故：

下文将就《青木川》具体翻译细节展开讨论：

Ø      《青木川》里有一段关于《圣经》的引语。原文是这样的：

刘芳凑过去，顺手拿起桌上的《圣经》，信口用英语读道“……我要到上主那里，叩拜至高者天主，应该进献什么？为了我的过犯……”

对于这句引语的翻译，译者面临两种选择—— 采用英文《圣经》原文或重新翻译。短短几句话，语言也并不复杂，重新翻译可能更容易一些。可是，《青木川》英文版的读者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圣经》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如果重新翻译即使能表达《圣经》引文的意思，但在语言上有可能让西方读者感到生僻和蹩脚。因此，对于这几句引语我采用了“原文追溯法”，即通过技术手段找到该文本的英文表述原文，即“…Wherewith shall I come before the LORD, and bow myself before the high God?…”[1] “…Shall I give my firstborn for my transgression, the fruit of my body for the sin of my soul?”[2]，并以脚注的形式将出处标明文本出处。

Ø      戴令牌、令牌碑、挣个令牌

魏金玉很郑重地对三老汉几个人说她也要给她的爹戴令牌。

张宾说“令牌碑”本身就是老旧，就应该剔除，要不，都把帽摘了，要不就都戴上，别搞那些三六九等……

令牌是中国古代军事所用的一种工具，多为银、铜或象牙制成。令牌通常由军队的最高长官发出，交给下属军官，用于在执行任务时证明其已经获得了最高长官的指令和授权；或者证明持有令牌者是获得了长官命令，正在执行特殊任务的身份，其作用与令旗相似。

    而《青木川》中所说的“戴令牌”是否于此有关呢？对此，叶老师在小说中介绍说“戴令牌”是青木川风俗，凡是后人中了举人，祖先的墓碑方可加石头盖顶，后辈学问越大，盖顶越讲究。一看墓碑的形式，就知道这家的后代有没有出息。 青女说现在没有举人了，谁家的儿女上了大学，老家儿的墓才能戴令牌，就是儿子是县长，没有上大学，老家儿也不能戴顶子。由此可以判断，小说中所说的“令牌”和古代军队最高长官发出的军事令牌完全没有关系。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我将“戴令牌”译为 “to build a capped tombstone”, “令牌碑”一词也就相应地译为 “capped tombstone”，“挣个令牌”则被译为 “to earn a tombcap”。

Ø      斗南山庄

小说《青木川》中魏富堂的侄子李树敏为自己建了一座山庄，名为“斗南山庄”。

       “山庄”在汉语里意为“山中的住所；别墅”。一开始，为了凸显斗南山庄的气势我将这个山庄译为Dounan Villa, 但后来听取了安老师的意见将“Villa”改为了“Mountainvilla”。安老师认为从《青木川》的上下文来看，‘山庄’译成Villa或者Mountain Villa，似乎都不妥当。首先，Villa是一种高标准、或许堂皇的别墅。这个‘山庄’就是村镇外面的一栋独体房舍。译成Dounan Mountainvilla 较为合适，有mountainvilla一词。安老师还在这个次第一次出现时，特别加了一个isolated 修饰了一下。

Ø      滑竿

        是流行于中国西南山区的一种旧式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