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霞

能够参与《青木川》的英译项目，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把陕西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广大的英语读者，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青木川》在展现陕西本土特色的同时，反映了历史与社会真实，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它应当属于世界读者。太白文艺出版社和陕西省翻译协会的这次合作，无疑促成了一件意义深远的文学事件。

我想要感谢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安危先生和秘书长马珂先生——没有他们的精心组织和安排，这项工作的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还要感谢审校Jerry Piasecki先生精心、细致的英语审校。他不仅审校，还充分发挥他的职业作家特长，对原作和译文进行删减和改写。

回首这项工作，我今天想谈三点感想。第一是我感到的遗憾之处；第二是关于翻译的忠实度与自由度；第三是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

                          一、遗憾之处

人生总是充满了诸多遗憾。当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说了虽然于此事无补，但对以后类似的项目肯定有裨益。

我觉得，留给译者的翻译时间要有合理的长度，而且为了保障翻译策略和处理方式的一致性，一部作品的翻译任务，最理想的状况是一人承担，至多不要超过三个人。

首先，说说翻译时间问题。一直想知道叶广芩作家用了多长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撰写。但我想，完成三十万字的鸿篇巨著作家肯定花费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后来得知她为这部长篇小说倾注了六年时间。与原创相比，翻译虽然有了“原文”因而看似简单许多，但要慢斟细酌出精品来，也颇费时日。人常言，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一种再创作。既然是“舞蹈”，就不能没有艺术的美感。拿到翻译任务之后，我深深感到它的挑战性。一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对非母语的英语的驾驭度不高，二则教学任务和家庭责任之余，常常发现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十分有限。结果，虽然对自己的翻译不很满意，却苦于没有充足的时间予以打磨和改进，令我颇觉苦恼。我们时下流行的“短平快”做法与古人推崇的“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已经相去甚远了。

其次，一部作品的翻译，最好由一个人承担。翻译既然是译者的再创作，必然反映译者主体性。多个译者，难免会有文风的差异，在处理专属名词时，肯定各有推崇的原则。比如，对于小说名 “青木川”，本人冒昧主张翻译成Greenwood Riverside，一则传递其汉语地名本身包含的意境美，二则听起来兼具文学性。其他译者遵从现行惯例，用了拼音Qingmuchuan或Qingmuchuan Valley。其实，这些做法各有道理，完全是译者的主体性在发挥作用。

第二、翻译的忠实度与自由度

严复提出的翻译三标准“信、达、雅”久被中国译界奉为至高境界。其中第一要务就是“信”，即忠实于原文。在翻译《青木川》过程中，我力求把“信”放在首位，力求把原作的信息转换成英语。遭遇直接转换有难度的地方，就用加注的办法去解释。我一直告诉自己，英文版《青木川》的读者有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也有既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中国人，尤其是研究翻译的学者和学生。我心里想，这些人日后也许会将这两个版本对照着看。这样想的时候，就更觉得要确保忠实，经得起双语读者的检验。

翻译完自己负责的部分，通读了三遍，将自己拿不准的地方与一个美国外教讨论并定了稿，然后发给了安危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安老师把Jerry的修改稿返给了我。我本来准备在Jerry的稿子上直接修改，可还没有看完一页，就觉得不可行了，因为我发现Jerry在给予宝贵修正的同时，也添加了不少原文没有的东西。于是，我返回到自己提交的稿子，参考Jerry的修改稿，借鉴了他高明的修改，也舍弃了他的“添枝加叶”。我给安老师发了一封邮件，邮件中说了我的“纠结”，举了两处第一页的例子。

例子1：枪毙他的时候油菜花正开，山里山外明黄一片，蜜蜂嗡嗡地飞舞，太阳暖暖地照耀。

Jerry：He was shot to death as the oilseed rape flowers and buds were blooming vigorously, spreading their bright and brassy yellow glow and a slight smell of honey over and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bees were buzzing and dancing in the soft, shimmering morning sunshine.

杜：He was shot to death as the rape flowers and buds were blooming vigorously, spreading their bright and brassy yellow glow over and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bees were buzzing and dancing. The sun was shining warmly.

例子2：“斗南山庄”的屋后有园子，种着花草树木，还有五间精致厅堂，是供女人们居住的。

Jerry：Behind the villa was a flowering garden and an elegant house with five rooms. It served as the living quarters for the household women who cooked for the prisoners, cleaned their rooms and kept all things tidy and in order.

杜：Behind the villa was a garden and an elegant house with five rooms. It served as the living quarters for women of the family.

安老师回信说，“我还想说两句Jerry的修订工作，以免拿到书稿后，我们有些懂英文的同志说‘译文和原文对不上号’。Jerry是美国有名的小说家，出版过八、九部小说，其中三部在中国出版了。他校订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不少章节的段落里，Jerry放弃了原来逐字逐句翻译的原稿，他根据原文要表达的意思重写了。他的重写，是为了整个故事情节的流畅、紧凑，紧紧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在另一封邮件里，安老师节选了Jerry邮件中的一部分，其中有这样的词句：“I focused on plot and story telling in this rewrite.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text, it was imperative that we rewrite with the English reader in mind.”

最后，我选择“完全尊重并服从”，因为这是一个团体行动。但我却禁不住想，英语读者看到的《青木川》和汉语原文的《青木川》会有多大的差距？译者和审校者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自由度？为了迎合读者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地牺牲忠实原则？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不管真相多么不堪。我觉得，善意的谎言归根结蒂仍然是谎言。我还认为，读者去看英文版《青木川》，是想要看叶广芩的《青木川》，而不是译者的，也不是审校的。

由此联想到美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巴顿·华兹生教授（Burton Watson）2011年10月来访时的一场小型座谈会。华兹生先生说，由于无韵散文诗在现阶段美国非常流行，而古体韵律诗已经过时，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古诗翻译成无韵散文体诗。我敬佩华兹生先生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无以伦比的贡献，可是，心里不禁问道，“美国读者会不会认为中国唐朝诗人做的是无韵诗，说的是现代话呢？”

Jerry和华兹生同为美国人。他们在考虑美国读者的接受性时，有着相同的态度：迎合。迎合的结果，势必是在翻译时进行大幅度的“改造”。说实话，我觉得Jerry的改造力度比华兹生的还要大。

有趣的是，在上个月的《青木川》英文版首发式上，作家叶广芩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一个美国朋友听说她的《青木川》正在被翻译成英文时告诉她，翻译切不可太直了，详略要得当，甚至该删减的就要删减掉，这样才更有益于外国读者的接受。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作家好像也赞成这么做。

面对着这些多元标准，我有些茫然了。我只能苍白地重复一句以前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世上许多事其实无所谓对错，只有角度的不同。”出于对读者接受的考虑，翻译环节对文本的处理有多大的自由度，也许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在此，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今天所有的专家和学者。

说实话，我知道自己有没有尽到的责任。我应该和Jerry辩论一番的。可惜我没有做最大的努力。这是我的又一个遗憾。

                                第三，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

专有名词的翻译，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但又比较棘手的问题。通行的办法是音译，但弊端是含义在转换中几乎遗失殆尽。英译汉的例子有很多，有名的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名：如大卫的姓氏Copperfield音译之后，失去了“铜地”的含义， 而大卫继父Murderstone 被音译成“摩德斯通”后也失去了“谋杀石头”的残酷性，进而大卫的“铜”敌过继父的“石”的隐含意义也就无法从汉语译文中得到明示。汉译英过程中因音译使得原本意义遗失的例子也很多，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鉴于此，看到安危先生2012年7月13日发表在翻译协会网站上的“再议西安地铁英语及站名的英语翻译”时，对于安老师所反对的将西安的地铁站名进行一刀切式的拼音转换的作法，我是非常赞同的。是呀，简单粗暴的”ZhongLou”哪能算是对“钟楼”（Bell Tower）的翻译呢？那只能将外国人搞糊涂。因此，我觉得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对于那些意义明显且比较容易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的，就首选英译；意义半隐半现的，首次出现时，音译的同时随后解释其意义，以后再出现时就只出现音译；意义不明显的，就直接音译。其实，我的这个原则，也与一些美国华裔作家的做法相一致。比如，在Maxine Hong Kingston（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叙述者妈妈的名字是Brave Orchid，而不是简单的音译Yonglan（勇兰）, 姨妈的名字是Moon Orchid, 而不是Yuelan(月兰)。按照我所推崇的原则，《青木川》中的刘小猪就是Liu Piglet，刘大泉和刘二泉两姊妹的名字就分别是Liu Big Waterspring 和Liu Second Waterspring。或者，退而求其次，将这些名字处理成Liu Xiaozhu, meaning Liu Piglet；Daquan, meaning Big Waterspring; Erquan, meaning Second Waterspring。但面对着时下通行的人名音译原则，我放弃了自己的原则，统统改成了音译。可我觉得，这种音译处理使其中的许多信息丢失了，中国文化没有得到足够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