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声声里，花开又一年。
    癸未年的正月初九，人们仍然沉浸于新春欢乐的气氛之中。我们文学界的朋友们因举行《忘年之交---海伦与安危两地书》出版发行座谈会而聚拢，本身就是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友情。大家一起边品茗边欣赏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心情格外欢畅。
    说实在的，对于我而言，琐细的公务与静心读书几乎成了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而且，在这一矛盾中我体验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煎熬。这次，有心的马珂先生在春节到来的前夜送书给我，并叮嘱一定要有读后感，我就只有从命了。当我携带着这部沉甸甸的赠品于喧闹的都市回到乡下，回到母亲身旁时，才感到此举一定会冷落不少在节日里希望相聚的朋友，而等待的只有几天"寒窗苦读"的日子。
    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读懂了这本厚重的作品。因为我只是细阅了一遍，可是我要说，它给我的定格于脑海深处的印象却犹如地平线上的山林：肃穆、凝重和深邃。
    安危先生是我比较熟知的学者。此前，我只知道他在当翻译、在办学、在做各种社交活动，没有想到他还在默默地打造一项非凡的工程。因而，这件事首先使人对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敬重。他和海伦是忘年交，他俩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年龄差异，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可是，两人所写的信札，都是坦露心声、直抒胸臆，直言见解，从而追求真理。我读这些书信及其相关的资料，总会被浸透于纸中的两人之间的纯洁、真挚的友谊所时时感动。诸位都知道，海伦与斯诺一样，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大西北和延安，并非出于简单的观光旅游的目的，也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好奇。她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的岁月，需要世界了解和同情、支持之时而成行的。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她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多了一个知情者，多了一个知音，多了一位传播人。而这一次的远足也使海伦由此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以及它的解放事业，并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安危先生本来可以当上一名官员并追求高官厚禄，或从事他的教学工作，成为一名著名教授。可是，他自从结识海伦并作为翻译陪同她赴延安纪念馆参观时有了心灵碰撞之后，便放弃了更多的属于他在名利场上可以得手的机缘，而转入潜心研究两个斯诺上。他的作为，同样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世俗观念支配，仅仅是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哲学，一项事业----人类进步事业。因而，我们在读这数百封或长或短，或轻松或沉重的往来书信时，除了感叹大洋两岸的两位学者间的高尚友情外，更感受到两个曾经长期是敌对的国家中的学者共同关爱和平、关爱历史、关爱世界发展进步的崇高人文精神。
    《忘年之交》是一个令人容易产生兴奋感的书名。以前，我读过马克思和燕妮的对话，读过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交谈，读过鲁迅与许广平的鸿雁传书。读安危与海伦的书信，令人感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别样的亲情。这些书信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但有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问题的探索与交流；也有关于人生，包括做人做事，包括社交、友谊的认识和经验介绍；还有关于研究方法、治学精神等等方面的探讨。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史实方面，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趋同诸方面的各自研究收获的交流与看法，更是不言而喻。所以，《忘年之交》的资料性，他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我觉得这种价值已超越了时空，或者说应该由时空去承载。
    安危在前言中讲述了《忘年之交》的基本意义。他说，在这本书里，海伦是向一名中国青年讲述中国的革命历史，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谈她对现代化的看法，谈中美特殊友谊的重要性。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中国未来的关注，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包括对一代领袖们的敬仰。安危则是通过书信表现出对老朋友的深厚情谊，也真实地记录了斯诺和海伦在中国，尤其在陕西的兴起和发展，展示了西北人民同两个斯诺的特殊关系。而作为读者，我的快感还在于通过读这些信件，读到浓缩了的两个民族间的理解，读到了人类本来就存在的真实与无私。由此，我又想到，一个人在这白驹过隙的旅途中，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在做善事，做有意义的事。为数不少的人忙忙碌碌，为财、为官、为个人利益的满足和膨胀而活着，可是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有的人则甘于清苦，不为名利，不为享受，于是身后留下了科研成果，留下了作品，留下了精神与英名，这才是生命的真正价值。安危先生，还有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书而操劳的马珂先生正体现着这一价值。这种价值一定会昭示、启迪更多的人们为生命的质量而重组生活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忘年之交》的意义也是不同凡响的。
    《忘年之交》出版发行于中国加入WTO后，正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世界也应该更加全方位的了解中国。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更加说明：文化没有国界，文化需要交流。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够创新和发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强大的革命性。而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支柱产业。因此，从世界全局来把握，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为重要。陕西这片沃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十三代王朝在这里建都，积淀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还有延安时期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文化，形成了民族文化中新的含义。对此，我们感到自豪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只是自豪而不再学习和汲取，不了解世界先进文化并拿来为我所用，那就只有固步自封，最后走上孤芳自赏而渐渐停滞的落后状态。读《忘年之交》使我们更加感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比较就有鉴别，就有互动和提高。陕西是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在强强联合的世界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陕西人面向世界找差距，奋起直追赶先进，扩大文化的交流实在是太重要了。《忘年之交》的另一个昭示也在这里。安危在这方面堪称是一位先行者和开拓者，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存在。马珂独具慧眼，能看出安危与海伦书信的价值，为其付梓奔波，终有成效，同样令人钦佩。
    陕西是一个公认的的文化大省和文学大省。除了继续抓好创作，多出作品和人才外，如何搜集、整理、研究现代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并进行有组织的深入研究，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一是为扩大成果向历史负责，二是为扩大对外交流，转换成果，并使这些成果迈出省界、国界，成为友谊的使者，像《忘年之交》一样，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这，同样是《忘年之交》的出版发行给我们的启示。